可以量化的学术影响力未必可靠

 

　　这些年来最著名的论文造假事件，是日本生物学者小保方晴子在《自然》所发的关于STAP细胞的论文，其研究被质疑后，论文被撤销。2015年11月2日，早稻田大学还取消了她的博士学位。2015年8月，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也将旗下10本周刊的64篇论文撤下，其中有不少论文来自中国。

 

　　这些期刊多为“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一般来说，比较公正、内行，少受外部因素干扰。人们一般不去评价这些期刊本身的公信力。可学术期刊多如牛毛，如何评价学术文章的重要性？2005年物理学者希尔什（Jorge E. Hirsch）提出了衡量个人作者学术影响力的方法，亦即h指数，这是指学者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引用数量的交汇点，比如一个学者发表了100篇文章，其中有48篇至少被引用了48次，那么他的h指数是48。这种计算方法，理论上说可以衡量一个学者的产量和文章的影响力。而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一般是通过“影响系数”计算。影响因子方法由科学信息协会创办人尤金·加菲德（Eugene Garfield)创立，具体算法是用学术期刊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数（C），去除这两年内的该期刊内文章被引用的总次数（N）。例如，某学术期刊2013~2014年发表的总数量为50篇，被引用总次数为100，那么期刊的影响系数就是2，这种系数值越高越好。

 

　　2015年11月5日，《高教内参》发文称，这种影响系数的公信力非常可疑。学术期刊本身为了提高“影响力”，在影响系数上会做很多手脚。很简单，这种影响系数既然是C/N, 编辑就可以在分子或分母上做文章。在“引用数量”上，有一些期刊或明或暗地胁迫作者引用该期刊自身的文章，这样可以提高期刊论文被引用数量。而在论文数量上做文章的办法更多，比如，将知名作者的文章在年初发布，以便增加被引用的可能性。很多期刊在纸媒和网媒之间玩平衡，比如把很多可以发出来的文章发在网络上，当这些文章被引用，可计入“被引用数量”，而纸质文章的数量会大量下降，一下子可以提高“影响系数”。由于这些操纵，越“滑头”的期刊系数越高，越“老实”的期刊系数越低，已经和文章实质影响没有什么关系了。而这些手脚，对学术成果的发布、转化、传播极为不利。一些优质文章就此失去被发表的可能，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这些“影响系数”之所以被人看重，是因为“学术官僚”对于人才的评估能力有限，只能倚重这些外部的、貌似“客观”的数字。这种做法，在内部结构上有巨大的局限性。比如，在我所熟知的外语教育界，曾经存在一流的译著不被纳入学术体系，而发表垃圾论文会被计入“成果”的奇特现象。前者或许更能体现人的水平，但是领导不懂外语，也不知道怎么评估，所以意外地被“遗漏”。而学术文章数量可以数，质量可以通过各种影响系数去计算，评估变成了按照公式加加减减，亦即“数豆子”式的评估。这样的“客观”造成的讹误其实更大。过于迷信数字的客观，忘了数字可以被人操纵，这是很危险的事。

 

　　既然学术期刊可以通过网络发布文章，不如将其全部网络化，废除发行量不大、出版周期漫长的纸质期刊。现在有不少期刊直接在网上、或者通过应用程序发布。这种发布，也更容易统计相关下载、浏览数据，以获得更科学客观的影响系数。

 

　　与此同时，各种排名的关注者，包括高校管理层，也应该增强学术评估的水平。了解一个人的学术“身价”，比如在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不能只通过数字评估，而应该增加更多质性研究的评估方法，这样才有真正的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