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不必为“机器换人”而悲观

 

　　别说产业升级，就是作为个案的企业调整，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变局总是难免。东莞稍稍转身，或者长三角珠三角率先转型，要做到无风险、无成本，现实难度很大。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东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其他城市数倍于东莞的土地资源优势，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和自贸区的“磁吸效应”，制造订单的“去中国化”趋势等，都将是东莞“成长中的烦恼”。面对“用工荒”等困局，东莞主动选择了“机器换人”。可以预估的是，这也将是更多劳动密集型城市接下来转身的必选路径。

 

　　在传统制造业转型、世界经济面临下行的双重压力下，“机器换人”的选择很容易被贴标签为“倒闭潮”，进而导致人心惶惶。厂房撂荒长草的的确不是没有，但这一轮“机器换人”，更多的还是积极意义上的大势所趋。自阿兰·图灵提出“人工智能”概念迄今，一晃大半个世纪过去，今天的工业4.0绕不开工业机器人的支撑；同理，《中国制造2025》也离不开“人工智能”的核心。据新战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的统计，2014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增长26.4%，中国增势最为迅猛，达55%，年销售5.65万台左右。“机器换人”之后，企业人工成本与管理成本可能会大幅下降，而终端用人市场的倒逼，必然会促使产业工人适应数控要求、提升劳动技能，进而获得更体面的劳动价值兑现。

 

　　这些道理，大家都懂，可依然有疑问：机器换了人，人往哪儿去？

 

　　悲观主义者认为，换人之后，“打工者就像流通不出去的货币”。由于企业倒闭或换机器而“剩余”的劳动力，确实会遭遇一时迷茫期，职业没了，保障没了，生存也成了问题。但是，不管怎样的人工智能，都需要人来控制，在精度等问题上还需要人来校准。更重要的，在于下述两个层面：一是分工精细化，能部分解决制造专业化带来的岗位问题。就像一部手机，生产线上的工人越来越少，但它从贴膜到移动电源等环节，周边产品与服务却越来越丰富。制造业原有环节需要的人，肯定会日趋减少，制造业的链条却在精细化的趋势中延伸并拉长。二是伴随着实体经济转型，劳动技能培养的转型，也可以相得益彰。比如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近日联合下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鼓励创新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人与市场更近一点，就不怕岗位太空悬。

 

　　“机器换人”开始了，劳动者倒无须太过悲观。因为，我们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终结，劳动力越来越昂贵、越来越稀缺。公共服务部门须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帮他们找到“心若在梦就在”的归处。把就业上的结构性问题解决好了，“机器换人”的就业阵痛并不会如金融危机年代那么复杂、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