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屏娱乐化，轻松的代价是沉重

 

       不仅仅是这一晚的悲伤和沉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不久前各频道对“习马会”、中英外交开启“黄金时代”等重大事件的播出报道中。作为电视观众，必须掌握一项“技能”——按照精确到分的电视节目排播表，随时按下情绪的暂停键。9月初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宣传周，令短暂偃旗息鼓的娱乐节目铆足了劲，复播首日的收视高潮，似乎验证了知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30年前的这种说法：“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时值岁末，2016年荧屏大战已经开打。据不完全统计，明年电视综艺节目数量将超过200档，在为各卫视带来空前广告收入的同时，其在黄金时段首播和一周数次甚至数十次地重播，无疑会进一步挤压其他类型节目的播出空间。 

 

       当“娱乐”从电视媒介的一项功能，上升为电视工作者创意、设计、呈现节目的一条主线，每个经过市场检验、获得观众认可的综艺节目，又会引来一大批跟风者，有的甚至毫不避讳地原样克隆。从唱歌到相亲，从跳舞到跳水，从奔跑到穿越，从亲子互动到挑战极限，接下来，还能秀什么？ 

 

       看似喧闹繁华的荧屏折射出的是社会的普遍空虚与焦虑——因为节目模式甚至名称上的“像”，进一步削减了荧屏表达的深度；因为节目内涵和文化沉淀上的“轻”，逐渐失去了直面现实的勇气；因为商业利益的驱动，黄金时段“千台一面”地拒绝严肃，荧屏上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段子手”，洋溢着“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的自作聪明和沾沾自喜，大张旗鼓地“向着快乐出发”，久而久之难免导致审美疲劳，而最终消解的，将是人们对于丰富心灵和真善美的追求。 

 

       人类对世界的把握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视觉。“观看”不仅是一种自然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其过程主动大于被动，并因性别、年龄、文化而产生悬殊差异。与其他视听媒介相比，电视具有平民化和亲和力方面的优势，但所谓的“门槛低”不应成为“停滞不前”的托词，“观众缘”也不应成为“避重就轻”的借口，更不应以数字上的压倒性，作为给节目打分的唯一标准。 

 

       电视节目要走出扁平化和泛娱乐化的怪圈，需要监管部门从政策上进行调控与管理，为电视节目营造健康有序的传播氛围。2011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的“限娱令”，对娱乐节目的播出时段、播出数量、节目质量等进行了规定，如若违反规定则勒令停播；2013年的“加强版限娱令”中，规定了每家卫视每年新引进版权模式节目不得超过1个、卫视歌唱类节目黄金档最多保留4档；今年7月，相关职能部门再度下发通知，要求真人秀节目努力转型升级，加强创新，同时要避免过度明星化等。 

 

       要知道，观众远比想象中成长得更快，对于电视这位“老相识”，他们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即便是“娱乐”，也不是“低俗”和“廉价”的代名词，其意义不止于好笑，它是有尊严、有讲究也是有底线的。只有跳出“唯收视率论”的怪圈，才能在提升电视节目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责任感上“做好文章”。 

 

       业界普遍认为，同时满足收视率高、影响力大、创收能力强三项标准的，方可称为“现象级”综艺节目。有无“现象级”，是衡量一个卫视是否“一线”的硬指标。而笔者认为，拥有庞大传播资源与渠道的电视频道，更应有深入生活第一线、扎根中国文化沃土，汲取养料和灵感的人文类节目，其在喧嚣之外释放的美学品味尽管相对小众，却是媒体品位与情怀的真正体现。“情怀”一词并非虚无缥缈，它是可触可感的，藏在节目中点滴流露的对弱者的关怀、对社会的关注，以及对正能量的弘扬中。 

 

       呼唤荧屏多元化，不是非得在“书生气”和“段子手”之间分出胜负，而是把选择权交给观众，并能“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反之，“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段话同样引自波兹曼的著作，书名叫《娱乐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