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最该追的偶像

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9月17日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其中，授予于敏、申纪兰（女）、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女）“共和国勋章”。“共和国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荣誉勋章，也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第一次颁发，意义非凡。

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这些老人或坐在轮椅上或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与习主席一起步入金色大厅时，苍老的白发和皱纹藏着时代在他们身上洒下的光辉岁月，也让他们为国奋斗的一生熠熠生辉。

获得“共和国勋章”的八位老人，每一个人都值得大书特书，每一个人都凝聚着一部共和国奋斗史，每一个人既平凡又伟大，每一个名字都重逾千钧。

思量万千，我们选择讲述三位老人：于敏、孙家栋和黄旭华，他们奠定了我国的国防事业，填补了我国在氢弹、航天和核潜艇领域的空白。跟袁隆平、屠呦呦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相比，他们三个人的名字相对陌生，他们的名字一度是国家机密，他们为中国的国防事业贡献了一生。

于敏：中国“氢弹之父”，曾隐姓埋名28年

2019年1月16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先锋、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于敏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他是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唯一不在世的科学家，他的名字排在首位。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最大的功臣之一就是于敏，他在我国的氢弹原理突破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于天津一个普通家庭，毕业于北京大学理学院。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吴有训任所长、实际是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里任助理研究员，其与合作者提出的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58年8月1日，于敏从原子能所一部调到二部，加强原子核物理的理论研究，以便和原子核物理的实验工作相协调。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领导下，我国开始氢弹理论探索，在原子能研究所内设立了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黄祖洽担任组长，组员包括蔡少辉、刘宪辉和萨本豪，以及后来加入的何祚庥。黄祖洽和何祚庥多次向钱三强建议，把理论专家于敏调过来。1961年1月12日经钱三强约谈后，于敏加入轻核理论组并担任副组长，此时于敏年仅35岁。

因为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所以，从1961年1月加入轻核理论组后，于敏就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人生。多年以后，他的妻子才知道他从事的是这么高度机密的工作，此乃后话了。

于敏拥有超乎寻常的物理直觉，能在复杂纷乱的现象和数据中理出头绪、找到关键，在氢弹研制的许多关键性问题上，于敏都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

于敏自被请来后，他先是用Breit-Wigner公式证明，所有轻核反应的截面均绝对不可能超过5巴。随后，于敏运用逆康普顿散射机制，仔细计算了一个满足玻尔茨曼分布的电子和一个满足轫致辐射谱的光子相碰撞并逐渐转移能量的过程，最后证明，等离子体中的电子会迅速地将能量传输给光子，而处在均衡态的光子的能量密度，一定归结为普朗克能量密度，即aT4！计算还表明，一个在正常密度的含有氚化锂的氘化锂的混合体系形成的高密度等离子体，根本没有可能会点燃。

于敏的这一计算，对当时一起研究的物流学家们的猜想打击非常大。为此，朱洪元仔细检查了于敏的计算，仅在最后指出，于敏在整个计算中，少了一个因子2。但加上“2”的改正后，丝毫不影响于敏所做结论。

当时全组只有十一二个人，当时的研究重心是突破原子弹的工作，国内唯一的一台万次电子管计算机95%的工作量也用于原子弹理论计算，只有5%留给于敏等人做轻核理论研究，于敏和组员主要使用计算尺进行计算。即便如此，于敏还是解决了大量的基础理论问题，甚至在纸上模拟出了类似于氢弹爆炸当量的大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随后氢弹的工程研制在1965年初被迅速提上日程，代号"1100"，意即研制全重1吨左右、爆炸当量100万吨的氢弹。

于敏等人提出的氢弹原理基本思路，是以原子弹来维持热核材料的自持聚变。1967年6月17日，我国使用图16轰炸机空投完成首颗氢弹的爆炸，爆炸当量330万吨，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圆满成功。此时的于敏在北京指挥中心坐镇，爆炸威力与他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过去2年零8个月，是五个核大国中从原子弹到氢弹突破速度最快的一个。美国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用了7年零3个月（1945.7.15 — 1952.11.1），前苏联用了4年（1949.8.29 — 1953.8.12），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1952.10.3 — 1957.5.15），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1960.2.13 — 1968.8.24）。

中国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实现第一颗氢弹爆炸，于敏同事何祚庥总结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及早将于敏“请”来参加预先研究的工作。

于敏擅长的理论研究让中国少走了很多弯路，并避免了巨大的浪费。有数据为证，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1/25。“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要好几年才能缓过劲来。

当别人称呼于敏“氢弹之父”时，他多次表示拒绝，说是成千上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氢弹构型的最主要发明者，有一种说法是“世界上只有两种氢弹构型，于敏构型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美国的Teller-Ulam构型。

他的座右铭是诸葛亮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幅字也被挂在他家的客厅里。

“于敏高人一筹的地方，就是对物理规律理解得非常透彻。他总是那个能踢出临门一脚的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说，“尽管老于不愿称呼自己为‘氢弹之父’，但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他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

上个世纪80年代，于敏又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核武器初级和次级原理，主要是进行决策和把关，可谓“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

他的名字被解封后，获得了无数荣誉。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于敏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于敏“共和国勋章”。

孙家栋：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

2019年9月29日，习近平授予孙家栋“共和国勋章”，图片：新华网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他是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北斗一号工程、中国探月一期工程，他是工程总师。

这个人就是孙家栋。

他被称为中国航天“大总师”，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从“风云气象卫星”到“北斗导航卫星”，背后都有孙家栋的身影，他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

新华社评论称，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跟于敏一样，孙家栋也是1999年被授予的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称号，2018年12月18日改革开放40周年时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今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孙家栋现年90岁，1929年4月8日出生于辽宁省瓦房店万家岭镇老爷庙村，13岁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19岁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后转入汽车系。

孙家栋说他走上航天道路纯属偶然。1950年的元宵节，孙家栋决定在学校吃完红烧肉再回家，结果红烧肉还没吃上，校领导通知在场学生“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请即刻报名，参加的必须赶上8时30分自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孙家栋来不及跟家人打招呼就上了火车。1951年，孙家栋和另外29名同学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进行为期7年的学习。

在俄罗斯求学时，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有个传统——哪位同学考试全部获得5分，照片就能挂在学校门口。一年后如能保持，照片位置就往上移。毕业时，如果谁的照片能够出现在“照片塔”的顶端，他将获得一枚印有斯大林头像的金奖章。孙家栋是这一金奖章获得者。

1957年11月17 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音乐礼堂接见了中国留学生，孙家栋是其中之一，毛主席对他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话让孙家栋听得热血沸腾：“那时候就下了决心，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

“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孙家栋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时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1958年从苏联学成回国后，他被安排去搞导弹研究。

1967年夏天，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制造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任院长。随后，钱学森向聂荣臻推荐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

彼时，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担任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的孙家栋在办公室里，正趴在一张火箭图纸上思考，有人敲门进来说：“聂老总指示，调你去负责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于是，搞了9年导弹的孙家栋被调去“放卫星”，一放50年。 他说：“当时我们做事情根本不需要动员，国家需要，我就去做，并且要做好。”他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一张白纸”到成为航天大国的全过程。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孙家栋直言，“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最大的感受是“扬眉吐气”：“就是说，在中国就是把它搞成了，就是有了！公布以后，我们马上就往天安门跑，到了以后进不去了，人山人海，都在庆祝，就是个成就感。激动！我不是搞文学的，形容不出。”

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1969年10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基本完成，周恩来总理决定听取卫星工作汇报。钱学森让孙家栋汇报，孙家栋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卫星的许多仪器被嵌上了毛主席像章。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这不仅增加了卫星的重量，影响卫星散热，而且会给卫星姿态带来影响……”周总理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我看就不用了吧……你们回去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

孙家栋在工作中一直敢于担则，敢想敢干。他说：“搞航天工程，没有好坏，只有成败。要保成功，就必须发扬严格、谨慎、细致、务实的作风。”

这种果断体现在很多决策上。

1974年11月，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准备发射。结果在发射前一分钟，工作人员发现卫星不能供电，如果强行发射，将造成重大发射事故。千钧一发之际，孙家栋果断下令：“ 停止发射！ ”因为这时如果按照正常程序逐级上报已经不可能了。发射程序虽然终止了，孙家栋却因为过于紧张而昏了过去。

1984年4月8 日，“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正当这颗卫星经变轨、远地点发动机点火进入地球准同步轨道、向预定工作位置漂移时，地面测控站发现，卫星上的镉镍电池温度超标，如果温度继续升高， 刚刚发射成功的卫星就要报废了。孙家栋沉思了几分钟，下达指令：“立即调整倾角5度。”这一指令原本需要按程序审批签字后才能执行。现场操作人员为了慎重，临时拿出一张白纸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样并要他签名。孙家栋毫不犹豫地签了字。最终热失控问题解决了，卫星化险为夷。

他说：“当时下达命令时手心冒汗，但压力再大也得做决策，做总师就是做这个事的。”

也有过刻骨铭心的失败。1962年3月21日，我国首次独立自行研制的弹道导弹“东风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场发射升空。起飞后导弹很快失控，最后坠毁在距离发射塔架仅300米的戈壁中，炸出一个直径30米的大坑。

为了找出失败的原因，几百号人在寒冷的沙漠里弯着腰寻找导弹碎片，有的人一边捡一边抹眼泪。连着几天，孙家栋和同事们找齐了所有碎片，重新拼成了导弹，并找到了失败的根源：“最后发现就是一根导线断了，剩一米多长，通过X光一照，里面是断的。正是遇到这样几次大的失败，认识到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航天的一切。”

2004年2月25日，我国正式启动探月工程，已经75岁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担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别人不解，他还是那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在央视播放的画面中，2007年，当“嫦娥一号”卫星绕月成功的信号传回指挥中心，人们欢呼、拥抱、握手庆祝，孙家栋转过身，掏出手绢偷偷擦泪水。

“激动的，生在中国这片热土上，能有幸从事航天事业，这种成就感确实是一生都忘不了的。”孙家栋说，“有的人问我说，你搞了这么多颗卫星，你感觉哪一颗卫星最激动，我跟他们说，这都很难分，每一次有它难办的事情。”

2009年，孙家栋80岁生日那天，98岁的钱学森给他寄来了贺信：“孙家栋院士，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八十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者。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希望您今后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做一名百岁航天老人。”

7天之后，2009年4月15日，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挥并见证了中国自主研制的第100颗航天卫星成功发射——他是从北京航天医院拔掉输液针头赶往机场奔赴西昌卫星发射场的——在这100颗卫星当中，由他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0多颗。目前这个数字更新到了45颗。

2010年，孙家栋是北斗卫星导航工程总设计师，也是嫦娥二号的高级顾问，这一年光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他就去了17次，这一年他81岁。

今年，他90岁，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央视画面中，90岁的他还是会经常去办公室，只要身体允许，他还会跑去发射现场。

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赫赫而无名的人生

2019年9月29日，习近平授予黄旭华“共和国勋章”，图片：新华网

1958年，为打破美苏等国对核潜艇技术的垄断， 中央批准研制导弹核潜艇，但中国没有任何相关技术。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访华，中国政府向他提出对中国核潜艇研制提供技术支持。赫鲁晓夫傲慢地回应：“核潜艇技术复杂，花钱又非常多，你们中国搞不出来，只要我们苏联有了，大家建立联合舰队就可以了。”

毛主席听后大怒，大手一挥：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句话改变了黄旭华的一生。黄旭华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也被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黄旭华，1926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田墘镇，属虎，家中排行老三。1945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

1954年，黄旭华在外国专家的指导下，设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艘扫雷艇和第一艘猎潜艇。1958年，黄旭华与另外29人被选中，被秘密召集到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人，这些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1958年春的一天，研究所通知我到北京开会，我什么都没带就去了。到了北京才知道，我们不回原单位了。”

黄旭华报到时领导告诉他：“你被选中，说明党和国家信任你”，“这项工作保密性强，这个工作领域进去了就出不来，即使将来万一犯了错误，也不能离开，只能留在里面打扫卫生，因为出来了就泄密了”，“一辈子出不了名，当无名英雄”。

几天后，聂荣臻给大家开会，黄旭华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造核潜艇，黄旭华被任命为核潜艇研制总工程师。

此后近30年，他再没回过广东老家，只留下了一个145信箱跟家人书信往来。

“因为工作需要保密，整整30年我都没回过家。离家时我才30出头，再见亲人，已是60多岁的白发老人了。”黄旭华说，自己并非不想回去，只是不想让组织为难，父亲和二哥病重直到去世都没回去探望，在乡邻甚至是自家兄弟姐妹眼里，黄旭华成了“不孝子”。

对于核潜艇，中国当时是一穷二白。“那时我知道的核潜艇，就象古希腊人谈宇宙一样，只知核潜艇是以核为动力的潜艇，一句大实话！上级选中我来搞，是看我有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专业的学历，还看上我曾搞了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经历。”

当时的美苏对中国进行严密的技术封锁，黄旭华们当时面临的困难是，一没有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专业人才，二没人见过核潜艇，三没有核潜艇的技术参考资料。四年前的1954年1月21日，全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USS Nautilus SSN-571）下水服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黄旭华发动全部科学家去找材料，尤其是搜寻美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有关信息，再通过收集的资料分析、研究美国核潜艇技术，但当时的信息真真假假，难辨真伪。这时候正好有两个人，一个从美国、一个从中国香港，带回两个美国“华盛顿号”导弹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

幸好这玩具非常仿真，“我们把它们装了拆拆了装，发现这两个模型的具体情况跟我们收集来的资料汇成的美国核潜艇总体一样。我们就有信心了。”黄旭华说。

黄旭华通过大量的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取得了丰富的试验数据，为论证艇体方案的可行性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回忆道：“计算数据，当时还没有手摇计算机，我们初期只能依靠算盘。每一组数字由两组人计算，答案相同才能通过。常常为了一个数据会日夜不停地计算。”除了用算盘计算数据，他们还采取用秤称重的土办法：要求所有上艇设备都要过秤，安装中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过秤。几年的建造过程，天天如此，使核潜艇下水后的数值和设计值几乎吻合。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顺利下水，各项性能均超过美国1954年的第一艘核潜艇，中国仅用了不到13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美苏30年才能走完的核潜艇研发之路。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1983年，黄旭华被任命为第一代核潜艇的总设计师。

1986年11月，60岁的黄旭华去深圳大亚湾核电站才顺便回了趟家，见到了93岁的老母亲，在家住了三天。但他还是没有告诉家人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次年，他母亲收到了他寄的一本《文汇月刊》，上面的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才揭秘了他的工作。

1988年，新型号的潜水艇进入研制的最后阶段，在交付海军使用之前， 必须进行极限深度的深潜试验。 4月29日，黄旭华跟艇员一起下潜300米，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如今，93岁的黄旭华作为中船重工七一九研究所名誉所长，仍然每天准时去办公室上班。他说：“我们搞科研的人，如果不把科研装到心里面去，你很难出成果，需要把自己的一生放到科研工作当中去。”

黄旭华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他们心中：“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对于于敏、孙家栋和黄旭华等无数为新中国国防科研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们，人民亦不会忘记你们。

你们才是这个时代应该追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