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城市之间的创新关联更密切？

创新活力是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各地政府相继出台高新企业、创业企业相关扶持政策，从人才、税收、资金等多个方面给予优惠和支持。新一酱曾在一文中分析过城市内部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布局和行业分布。这次我们把视角放在城市之间，通过城市之间的创新要素交换来看城际的创新关联。

“知城·城际创新企业关联指数”想要通过创新企业的总部分支网络和创新企业间的外部资金来源（股东、投资方），观察哪些城市对之间的创新关系更为密切，以及区域间的创新关联格局。

在这个指数中，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与启信宝合作，以337个地级以上城市，总计56616个城市组对为研究对象，我们把2016年到2018年认定的高新企业、2014年到2018年成立并获得融资的创业企业定义为创新型企业。城际创新企业关联指数则基于创新型企业总部分支联系度和创新型企业投资关系指数依照相关算法综合得出。

城市之间的创新型企业总部分支联系度以创新型企业的总部分支网络为基本计算单元，即城市A的创新企业在城市B中设立的分支机构之和。城市之间的创新型企业投资关系指数，以创新型企业的股东关系和2018年的融资事件作为基本计算单元，即城市A在城市B的所有投资事件之和。

由于城市间的总部分支网络和投资关系均为单向关系，在初步的计算中，新一酱保留了城市之间单向的计算结果，仅在最后的计算中，将“城市A→城市B”和“城市B→城市A”的创新企业关联指数相加得到两个城市双向的创新企业关联指数结果。

从结果来看，创新型企业在经营和生产活动中依赖城市和地区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通常强强联手，头部城市的虹吸效应依然显著。

北京在城际创新企业关联指数排名前20的城市对中出现了11次，和其他城市建立了紧密的创新关系，其中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创新关联最密切。在今年5月发布的《2019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北京和上海为创新氛围最好的城市，它们有最多的创业企业、高新企业和创业平台，创新协同也更容易从这两个头部城市中产生。

在排名前20的城市对中，各城市对的分值差异较大。深圳和上海之间的创新企业关联指数排在第三位，仅35.39分，比第一名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关联指数低了64.61分。

企业在其他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有经营效率、人力资源、目标市场等复杂因素的考量，通过分支机构的设立可以判断总部所在城市和分支机构所在城市之间的联系程度。

在实际计算时，由于不同创新型企业的总部分支网络量级存在较大差距，数量比较庞大的单个企业总部分支网络会对计算结果造成干扰，故创新型企业总部分支联系度以各创新型企业在某城市设立的分支机构数量占所有城市设立的分支机构数量的比例之和代替单纯的数量之和。

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这4个城市的创新型企业总部分支网络来看，它们更愿意在头部城市或是在城市群内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北京和上海之间互为总部分支联系度最高的城市，且以北京为总部的企业在上海设立的分支机构数量，要远多于以上海为总部的企业在北京设立的分支机构数量。

如果拿总部设在杭州的企业来看，他们更愿意在长三角城市群内设立他们的分支机构。排在创新型企业总部分支联系度前十的城市中除了上海，有5个来自浙江省。

不同城市群中，城市对之间的总部分支设立情况也有不同特点。

“北京→天津”的创新型企业总部分支联系度占京津冀城市群所有城市对联系度之和的21%，排在前三的城市对——“北京→天津” “天津→北京” “北京→石家庄”的总部分支联系度之和，占到整个京津冀城市群总部分支联系度的40%。这意味着京津冀城市群中，仅头部的城市之间相互设立分支机构，很少触达其他城市。

这和长三角城市群的情况不太一样。排在前三城市对的创新型企业总部分支联系度仅占整个长三角城市群总部分支联系度的14%。也就是说，长三角城市群内的不同城市之间总部分支联系度较为平均，整体发展更为均衡。

尽管在20万条投资事件样本数据中，95%的投资事件发生在城市内部，但创新型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依然给了我们观察城市间创新联动的依据。

我们把资金流入城市的所有投资事件汇总，以此作为累积值，绘制了资金流入城市洛伦茨曲线，洛伦茨曲线越靠近绝对平均线，说明资金越平均地流入到每个城市中；越靠近绝对不平均线，意味着资金主要流入到某些城市的创新企业之中。

显然，图中的洛伦茨曲线靠近绝对不平均线，资金的集聚效应显著。

这也是为什么位于北京、上海、深圳、宁波的企业排在前十的投资目的地如此相似，它们在过去一年中更愿意把钱投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苏州、南京和武汉的创新型企业中。

宁波是创新型企业主要的外部资金来源地之一，宁波投给创新型企业的钱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的创新型企业中，而且，宁波在北京创新型企业中的投资事件数量约为宁波在上海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