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工与下一代互联网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实现信息传播功能之时，更激发了人们对于民主、进步与自由的想象。这种想象产生了强大的“询唤”作用，使当代互联网研究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互联网技术与生俱来的政治经济属性。然而，文森特·莫斯可沿袭了其一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人文关怀，在本文的开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下一代互联网可能比它以前的几代家族成员对世界造成更大的破坏。”他从“劳动”的理论视角揭示出信息技术的政治经济逻辑，认为信息技术的推进与转型往往首先是为了迎合数字资本渗透与盈利的需求。也就是说，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技术首先服务于互联网企业与政治权力的需求，如脸书利用用户的数据进行精准营销、美国国家安全局与亚马逊合作，进行情报收集等。对技术进行审慎的思考，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技术观：技术作为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其目的和利益绝非是从技术之外强制附加其上的，而是早已嵌入技术结构本身。

传统产业技术化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体现在劳动形式与资本剥削的变化上，进而加速了劳动力大规模的转型过程。这种转型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跨地域的交互性，在差异化与多样化的社会中吸纳大众的集体智力与剩余生产力，从而实现了产品生产与内容管理的众包化，于是一些新兴的劳动形式开始日趋规模化，比如净化社交媒体网站的内容管理员、零工经济劳动者等。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所熟知的“水军”、网络主播、滴滴司机等，都是基于互联网交互技术形态应运而生的产物。这种分享经济虽能盘活闲散资源，赋予网民新的工作机会，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数字劳工往往处于行业制度和社会保障的真空当中，无法维护自身的劳动权益。第二，重复性劳动力被精准的、不休不眠的机器所取代，即“活劳动”被“死劳动”所取代的趋势日益明显。随着智能机器越来越多地成为人类雇员的工作伙伴，人们将不得不学习独特的互动技能，以维持与机器的一种合理且和谐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们被嵌入到机器体系当中，成为机器顺利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用大量的事实与数据，描绘并解析了技术转型下劳动者所面临的困境，既有微观的经验观察，又有宏观的政策分析；既有批判与解构，又有建言与建构，是互联网研究领域的必读文献。

——吴鼎铭（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一、技术

正如30多年来我们对于互联网的了解，它正在发生变化，下一代互联网（the next Internet）可能比它以前的几代家族成员对世界造成更大的破坏。它也还远远没有完全成型，所以仍带有原来的一些特点。尽管如此，不可否认它正在迅速增长，而且已然对民主的、去中心化的和多元化的数字世界愿景构成了挑战。下一代互联网汇集了三个互联的系统：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大数据分析（big data analytics）和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它允诺了庞大数字工厂中的数据存储与服务，从大量信息流中处理和构建算法，这些信息流是通过存储在每个潜在消费者、工业与办公设备中以及生物体内的网络传感器进行采集的。因此，它蕴含着重大的社会挑战，包括重新定义工作场所。

互联网的发展致力于让一个去中心化、分布式的服务器世界相互交流，在这个过程中，用户通过简单的通用软件标准被连接起来。随着云计算的发展，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其最佳的象征便是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巨大的数据中心。云是一种用于存储、处理和分发数据、应用程序和软件的系统，使用远程计算机按需提供有偿的IT服务。熟悉的例子包括谷歌的Gmail、苹果的iCloud、微软的Office365以及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公司亚马逊的网络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

云计算使企业、政府机构和个人能够将数据从本地的IT部门和个人计算机转移到全球范围内的大型数据中心。存储空间中的内容也为一些企业开创了快速增长的业务，这些企业依靠存储费用来提供在线服务，通过将消费者数据售卖给对推广其服务和产品感兴趣的公司来获利。像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中央情报局（CIA）这样的政府监控机构也与云计算公司，尤其是亚马逊密切合作，以满足它们的安全和情报需求。为原有互联网提供基础的各种服务器集合已经发展成为集中的、覆盖全球的数据中心系统，每个系统都包含成千上万个连接在一起的服务器，它们通过电信系统与世界相连。

大数据分析是下一代互联网的第二根支柱。大量产生的各种花哨的新头衔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如数据科学专业人士，但是在大数据方法中，社会科学家却鲜有新的发现。大数据分析通常涉及规模庞大且几乎都是定量的数据集，以及检视使数据一致或者相关的具体方式，最终得出有关当前行为和态度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预测。大数据的目的是生成算法或一组规则，以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得出结论或采取行动。

例如，脸书获取了其20亿左右用户所产生的数据，将与名人、公司和政治家等各类事件相关的“点赞”与人们对社会、产品的观点联系起来。这使得该公司能够开发用户的个人资料并售卖给营销人员，后者将定制广告发送到目标受众的脸书页面上，在多年前的前社交媒体时代，奥斯卡·甘迪（Gandy，1993）称此为“全景式的分类”（panoptic sort）。谷歌对搜索主题和Gmail的内容做了同样的工作，而亚马逊则根据其网站上的搜索和购买记录创建了用户的个人资料。考虑到定量相关性分析的局限性，特别是缺乏历史背景、理论和主观的视角（定性数据被忽视或转化为数字），这样的分析并不总是准确的。在诸如季节性流感预报和经济发展建模等项目上，大数据失灵的情况正在增多，而同样增多的还有利用数据牟利的机会（Mosco，2014）。只要看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便知，大数据分析不仅未能预测结果，反而可能影响了结果。因为它产生了有缺陷的算法，导致希拉里阵营采取了一种过于谨慎的方式，因为数据显示她是一位没有瑕疵的领导者和可能的赢家，对甘迪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他会称为“全景式的分类错误”（panoptic missort）。尽管如此，对于简单的问题（如获得所有可能的人口群体好恶，或者基于朋友圈和粉丝网络得出关于用户的结论），在构成云的数字工厂里有大量数据可供分析，这成为企业和政府投资数据中心和大数据分析的主要动机。我们有理由担心，在研究中一味依赖大数据，正在为所谓的“数字实证主义”（digital positivism）铺平道路，这是一种忽视历史、理论与主体性的方法论本质主义。

物联网的兴起极大地加速了云和大数据的发展。从监测血压的手表到会订购牛奶的冰箱，从机器人“操控”的流水线到运输武器的无人机，物联网将对个人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物联网指的是将传感器和处理设备安装到日常用品（如手表）、生产工具（如机械臂）和武器（如武装无人机）系统中，并将它们连接到收集和使用其性能数据的网络中。冰箱里的传感器将储藏物组成一个网络，它可以报告里面的东西以及冰箱是如何被使用的。物联网之所以成为可能，得益于体积上不断缩小的扫描设备，这使它们可以游刃有余地监控活动、分析使用情况，并通过电子网络发送结果（Greengard，2015）。私人智库麦肯锡（McKinsey）在201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到2025年，美国物联网经济效益将在3.9万亿~11.1万亿美元，这个规模超过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0%（Manyika et al.，2015）。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制造业，特别是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在机器生产和运营监督条件方面引领潮流，使得管理更为紧密、效率更高的工厂和全球供应链成为可能。但麦肯锡宣称，随着浑身嵌满传感器而变得“聪明”的自动化车辆开上街头和高速公路，传感器还将延伸到办公室、零售业务、城市管理和整个运输系统中。升级的监控也将延伸到家庭，允诺更好地控制供暖和制冷系统，订购食品和日用品；此外，身体也不例外，传感器将持续监测人体的健康状况、血压、心率以及重要器官的日常表现。

二、工作

下一代互联网蕴含着怎样的劳动含义呢？当把思考转向人们在科技行业就业时，尤其是顶级公司，我们的脑中总是充满着幻象——这些公司有着华丽的工作场所，有大量游戏、美食、自由以及休闲的氛围。在《财富》（Fortune）杂志评出的美国前100名的公司中，谷歌已经成为这个梦想的典范。这家公司以其令人向往的额外福利而闻名，比如免费烹饪好的食物、洗衣和个人美容服务。工程师们设计自己的工作空间，选择他们喜欢的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家具，并使用合适的健身器材。只要他们能满足自己所在工作小组的要求，就可以来去自由。

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和谷歌一样慷慨。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带着“科技贵族”（tech aristocracy）的光环，他们所从事的商品化工作使他们回报颇丰。然而，在这些行业中，他们只占劳动力很小的一部分。下一代互联网建立在全球分工的基础之上，其人力成本很少被反映在世界经济的物流图表中。人们对硅谷和西雅图奢华的工作环境给予了极大关注，大多数研究、设计和工程工作都是在那里完成的。但是，这些劳动者只占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人员的一小部分。真正的工作实际上是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挖掘钶钽铁矿开始的，那里的工人用自己的双手和原始工具忍受着最可怕的工作环境。他们赚取微薄的工资，挖掘苹果的iPhone、三星的Galaxy手机上所用的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对许多设备和系统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推动了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此外，与矿井所有权相关的斗争还引发了一场持续20年的战争。

下一代互联网的大部分硬件实际上是在东亚的韩国和中国制造的，富士康和美国主要公司的其他承包商和分包商经营着大型工厂，类似于在工业化早期，以工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城镇。员工住在拥挤的宿舍里，在公司食堂吃饭。他们在低工资的条件下长时间劳作，在制造设备的过程中身处含有大量有毒物质的危险的工作环境，他们生产的东西包括云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许多与这些服务器保持通信的设备，以及如今嵌置在物体和人体中的传感器。可想而知，由于每周工作时间长达70个小时甚至更长，许多工人疲惫不堪，他们还必须应付因整天接触危险化学物质所引起的神经和呼吸系统疾病（Qiu，2016）。所谓的“铁三角”支配着高科技生产：越来越高的产品价值、不断加快的生产速度，以及更低的生产成本。科技企业破纪录的市值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除了影响在非洲开采稀有金属和在中国工厂生产iPhone的工人之外，还有那些在美国仓库工作的员工。在那里，亚马逊的雇员们忙碌地填写公司承诺第二天就要发货的订单。高利润率使科技公司能够向他们在美国的专业人员支付很高的薪水，而那些没有用于再投资的利润，往往会转移到急于讨好下一代互联网巨头公司的国家去，因为那里是避税天堂。

还有商业内容管理员，他们的工作就是通过筛除社交媒体网站、移动应用程序和云服务中的不良内容（这些内容通常与暴力和性有关）来保护用户。大多数商业内容管理员都在亚洲工作，主要是在菲律宾，这些管理员的薪水很低，每周100美元司空见惯，他们每天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盯着屏幕上那些丑陋堕落的东西。如在微软，内容管理员就出于工作需要，不得不长期暴露在“难以描述的性侵犯”和“可怕的暴力行为”的图片中，这导致了他们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他们因此起诉微软。但微软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对这些说法表示异议。根据该领域顶尖学者莎拉·罗伯茨（Sarah Roberts）的说法，在脸书上也出现了上述情况，“人们可能会受到（这些不良内容的）高度影响，进而变得麻木。目前还不清楚脸书是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长期后果，更不用说追踪员工的心理健康了”（转引自Solon，2017）。结果，很多内容管理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选择离开，因为他们难以承受这样的工作。他们的劳动不仅商品化，而且彻底被降格（degraded）。目前从事这项工作的总人数已达10万人，是谷歌员工人数的2倍，或是脸书员工人数的14倍。

在西方，主要是在生产稳定千兆字节数据流的产业中，有一个日益壮大的被称为“零工经济劳动者”（gig workers）的群体。它的规模之大，以至于那些在零工经济中辛苦劳作的从业者可以折射出下一个互联网时代劳工的命运。但要定义零工经济并不那么容易，就连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在描述它的时候也感到头疼无比，虽然这是该机构的职责所在。一言以蔽之，零工经济是一个拥有许多一次性或按需工作的行业，从业者主要是在数字市场上被那些技术力量雄厚的公司所雇用。当下，其共同特征包括低工资、不稳定的工作，除了可能基于特定任务或工作时间的工资之外没有任何额外福利。据估计，现在有400万美国人就业于零工经济之中，到2021年，这个数字预计将超过900万（Mola，2017）。亚马逊在这方面是领导者，比如它的劳务外包渠道（Amazon Mechanical Turk）。在亚马逊，外包工作是计件制的，每次只执行一项任务，通常涉及那些计算机无法完成的任务。一家公司或个人可能需要雇人在照片中找到目标对象，为网站撰写评论，或者参加一次社会科学实验，相关的工作将在亚马逊网站上发布，并设定好报酬价格。然后这些任务发包者就在应征者中进行筛选，后者被称为“服务提供者”或“任务承接者”。由于非常低的计件制报酬和几乎无保护的状态，对任务承接者的剥削已经非常猖獗，一些从业者已经在线上团结起来。然而，考虑到需要额外现金，或渴望短期项目工作自由度的个体数量在不断增长，这项服务仍然很受欢迎。借助劳务外包，亚马逊为那些几乎不需要为劳动者投入成本的任务提供了基础，因为接活儿的人会用自己的工具完成任务，获得很少的报酬，从公司那里得不到任何福利，这与在谷歌总部玩桌上足球的员工不可同日而语（Harris，2014）。

零工经济的典型代表是拼车公司优步（Uber），它将技术进步与不稳定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撼动了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利用数字技术将司机与乘车人进行匹配，并在后者的帮助下测量、监控和量化驾驶员劳动的准确价值，优步已经成为一家价值600亿美元的公司。该公司雇用了数百名社会科学家和数据专家来管理和操控司机行为，以尽可能低的工资来换取司机最可能大的工作量，同时将司机的破坏和抵抗降到最低。凭借其能够测量和监控司机行为（比如超速）以及交通流量的精确细节，优步管理层可以对员工实施强大且密不透风的控制。

在2016年，涉及优步在美国主要竞争对手——来福车（Lyft）的一场事件中，彻底商品化的零工经济工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家公司一贯把自己描绘成这两家行业破坏者中“较善良”的那一家。当公司的公关部门决定宣传一位司机做出的卓越贡献之时，这个形象就坍塌了，因为她已经怀孕9个月，并且正在经历宫缩，但仍在载客。幸运的是，她最后一单生意是一个短程订单，随着宫缩的加剧，她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分娩。对于来福车来说，这位司机就是劳模了，对工作如此投入，以至于一直开车到孩子出生。这位司机在一篇帖子中被称赞，照片中她的女儿被拍到穿着一件印着“小来福车小姐”（Little Miss Lyft）字样的婴儿连体服，好像是在述说这家公司不只是在她妈妈身上打广告。这篇帖子最后号召来福车员工都来分享类似的“激动人心的来福车故事”。然而，公司并没有提供给她健康保险、产假或任何福利。像优步和来福车这样的公司都觉得这些东西是数字零工经济的累赘，也许这就是她开车开到临盆的原因，她别无选择（Menegus，2016）。

这或许令人震惊，但来福车的回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看看另一家公司——五美元办事区（Fiverr）网站，这家公司已经募集了超过1.1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用于支持匹配数字服务买卖双方的交易，有些服务收费低至5美元（网站因此而得名），如承揽一项剪辑创意生日视频的服务。五美元办事区不仅赞美这种量化和商品化的工人，它还以一种“精心设计”的美学来表达上述观点。比如“我们相信实干家”这种宣传运动，在朴实的黑色、白色和灰色图像中，把那些放弃了一切、忍受着所有困苦，并最终成功的人描绘为“实干家”。五美元办事区在广告里说，它要的不是思想者、梦想者或规划者，而是实干家。正如一则广告所说：“你午餐时只喝咖啡，你兢兢业业完成每一件事，你用睡眠不足来应付工作，那你可能就是一个实干家了。”（Tolentino，2017）这家自诩为全球最大数字服务市场的公司，展现了其作为零工经济的根本特征——从业者以低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废寝忘食地工作，甚至达到“自我虐待”的程度。

三、自动化

从2016年10月到2017年4月，美国百货业的8.9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相当于整个美国煤炭行业的规模。百货业是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经常提到的没能跟上经济复苏步伐的一个行业，它需要被复兴，才能“让美国再次强大”。在亚马逊的引领下，电子商务自2014年以来迅速扩张，这使得专家们得出结论，实体店购物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并将急剧下降。在2017年的前3个月，美国的9家零售连锁店宣布破产，数千家商店关门歇业。逛商场的人减少了一半，投资者也差不多放弃这个前景暗淡的领域了。餐馆和娱乐场曾一度捡起了这个烂摊子，但观察人士估计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去。结果这种猜想得到了印证，零售业的崩溃甚至超过了2008年的大萧条（Thompson，2017）。

这种转变正在掏空大型商场和小型购物中心，对于每10个劳工中就有1个在零售业工作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越来越明显的是，下一代互联网及其支持网购的后果使全职工作的主要提供者之一（零售业）发生了巨变，尤其是对女性而言。还有一个残酷的讽刺正在上演，导致零售业破产的罪魁祸首之一的亚马逊正在打造几家实体店，仿佛是为了嘲弄过去的时代。不过，一些专家认为，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这些工作中的一部分将被仓库工作所取代，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在线购物者的需求。对失业的怀疑论者认为，自动化只是创造性破坏的自然过程中的一部分，自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描述了这个概念之后，人们就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健康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然而，这样的评价安抚住了那些实际上失业的人，包括工作已经被转移给机器人的许多仓库和零售工人。沃尔玛正在用机器人取代每小时13美元的后台现金清点工作，这些机器人每秒可以数8张钞票，数3000个硬币也只需要1分钟（Nassauer，2017）。

下一代互联网对就业和劳动力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议题。乍一看，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老生常谈，因为技术对工作的影响已经讨论了数年，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计算机科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自动化理论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危险引发了相当大规模的公众讨论。而且，下一代互联网正在创造并将可能继续创造就业机会，它们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构建连接全球的大型数据网络；其二，数据中心内部的岗位；其三，对由互联网连接起来的实体进行控制、维持和监控所需的涉及传统基础设施的工作。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要谨慎处理计算机技术对就业和经济的影响。正如研究文献所显示的，除了20世纪90年代末硬件投资大量增加之外，整体就业情况与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度要远远高于其与计算机化的相关度，IT部门长期以来承诺的生产力增长并未实现（Gordon，2016）。

然而，今天的新技术有更多的机会来淘汰人力，包括专业知识工作。事实上，有位专家顾问更喜欢将云计算定义为“只不过是将IT运作外包出去的下一个步骤”（McKendrick，2013）。这与私人智库高德纳联合公司（Gartner Associates）的一位研究人员简要概括的总体趋势相一致：“IT业的长期价值主张并不是要支持人力资源，而是要取代它。”（Dignan，2011a）下一代互联网为公司实现信息技术运营的合理化提供了直接机会。高德纳还指出，企业的首席信息官认为他们的数据中心、服务器、桌面和商业应用程序效率低下，必须在未来10年内加以合理化。同时，与这些效率低下资产相关联的人在这一过程中也会被大量的合理化。

下一代互联网公司坚持认为，他们的系统可以打破商业组织中的既有模式，这种模式始于第一台大型计算机进入工作场所之时。彼时，所有的商业和政府机构都坚持认为，运营自身的信息技术部门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大型组织要有自己的数据中心。下一代互联网的支持者极力主张，当少数大型数据中心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少的专业人员满足上述需求时，构建和运行数千个具体到组织的设施已无必要。他们认为，劳动力成本的节省是为转型付出的代价。这一过程已经开始，早期的研究表明，即使IT部门只是有限地裁员，公司也能节省15%~20%的IT预算（Howlett，2014）。

下一代互联网也使得大多数创造性和信息化劳动的普遍合理化成为可能，因为这些职业的工作越来越涉及数据的生产、处理和分配。根据一位观察家的说法：“在未来的40年里，分析系统将取代今天知识工人所做的大部分工作。”（Dignan，2011b）2013年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目前美国近一半的劳动力受到直接威胁，而且处于失业的高风险类别中（Frey & Osborne，2013）。无论确切的分工是什么，毫无疑问的是，当前的趋势是使用软件将知识工作者的劳动转移到机器系统上。我们现在开始看到这种趋势对教育、医疗、法律、会计、金融、销售和媒体领域的影响。私人和公共部门组织被鼓励将它们的核心业务流程外包给Salesforce.com这样的公司，这些公司专门管理庞大的客户信息数据库，这曾经是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部门在公司内部完成的工作。我们还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金融服务的塔尖上——全球最大的投资基金公司贝莱德（BlackRock）在2017年开始重组，并砍掉了一些顶级交易员的工作，因为现在许多投资决策都是由算法做出的。预计贝莱德等资本公司将把人工智能系统支出从2017年的15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28亿美元。但是，这笔投资也将伴随一定代价，到2025年，资本市场将失去23万个工作岗位（Pierron，2017）。在下一代互联网职业结构的另一端，无人驾驶卡车有望摧毁曾经是一种很好的、全职的、工会化工作的主要部分。据2017年的一场人工智能专家会议预测，在未来的15年内，所有卡车中有一半将是无人驾驶的，这将导致175万卡车司机失去工作。此外，他们还预测，在目前分析医疗记录的人群中，半数将在9年内被人工智能取代。在10年内，95%的空中交通管制工作将会由机器人完成。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机器人将完成一半以上的外科手术，并完成绝大多数大公司的管理任务。即使为那些狂热的人工智能专家做预测时常挂在嘴边的夸张说法留有余地，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人类正处在劳动力大规模转型的过程中（Dreyfuss，2017）。

目前还不能确定下一代互联网对工作和工作质量的确切影响。大规模失业是一种可能，而那些有工作岗位的人也必须学会如何与机器人和其他形式的智能机器一起工作。马克思所说的“活劳动”（living labour）正迅速被机器的“死劳动”（dead labour）所取代。因此，将为技术负面后果付出代价的政府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应对一场人们一致认为的或另一种将很快席卷全世界工人的危机。

在过去的40年间，笔者一直在撰写有关传播技术的文章，每一波新技术都带来了关于失业的预测，但这些预测并未实现。事实证明，过去50年来全球劳动力的主要转变是一些工业就业岗位从西方大量转移到中国，另一些被低薪服务和零售工作所取代。其结果是，西方国家的工业心脏地带经历了小规模衰退，而服务性职业出现了同样值得注意的增长。这种转变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且这种转型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而不是技术的。如推动转型的一支力量来自贸易协定，这些协议为西方提供了来自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低薪工业劳动力，作为回报，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然而，随着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自动化引发的失业预测可能终将实现。

用“死劳动”取代“活劳动”总是允诺能大量节约成本，但直到“死劳动”获得足够的人工智能或决策能力来开展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工作的时候，这一点才能实现。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的融合意味着，金融服务行业的高管们正加入到电话接线员和工厂工人失业大军的行列中来。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在政治领域采取行动，以解决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结构性转型。最典型的莫过于提供更多教育和培训的建议，特别是对那些不太可能自动化的技能，或者至少是那些人力可能占主导地位的工作。考虑到在模拟技能中进行培训的需要，那些要求强大面对面沟通技能的工作都受到了特别关注。人机沟通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需求，这个领域被忽略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除了偶尔编程、维护和升级之外，人们平时不需要接触到太多的机器。随着智能机器越来越多地成为人类雇员的工作伙伴，人们将不得不学习独特的互动技能，以维持与机器的一种合理且和谐的关系。在过去，当机器发生故障时，我们曾开玩笑说它们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它们真的有了。

由于新自由主义剥夺了工会一度拥有的大部分权力，如今工人们几乎没有维权的途径，而且在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中几乎没有发言权。一些立法尝试为数百万缺乏病假的零工经济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福利待遇，保护他们免受突如其来的伤残带来的经济影响，或者为他们的退休做最起码的经济准备。但目前，这些努力都没有在美国取得成功。毕竟，工会（或行业协会）才能帮助工人更好地应对不可避免的行业起伏。例如，当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在线新闻平台在2017年裁掉几十名员工时，其中的39人因为是美国东部作家联合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East）的会员，而受到工会合同的保护，该合同提供了离职津贴和持续的健康福利。此外，在欧盟国家，特别是在德国，那里的工会保留了足够的权力来威慑即使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型科技公司，比如亚马逊。亚马逊在德国试图采用美国式的管理方式，除了底薪之外没有任何福利，但遭到了有组织劳工的坚决抵制（Wingfield & Eddy，2013）。

在劳资关系没有重大逆转的情况下，首要的政策回应是向所有人提供有保障的基本收入，这对广大民众有益，而且也是一项公民权利。关于这个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计划和各种各样的名称，但它的基本理念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至少早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就曾考虑过一项基本收入计划。

基本收入建议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自动化的浪潮会让许多人无法找到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这种情况不仅会加剧贫困，也有可能大幅降低需求，使经济陷入持续的停滞状态，令其面临经常性的衰退和萧条风险。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芬兰、加拿大、荷兰以及意大利都进行了一系列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试验。虽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传统推动者构成了强大的反对力量，但许多商界领袖都支持这一理念。这些人包括科技界的领袖人物，比如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强势的风险投资公司Y孵化器（Y Combinator）的总裁萨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此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正在加速的不平等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他们已经动员起社会运动，将全民收入动议视为后网络（post-Internet）世界进步革新的前沿（Sodha，2017）。当该理念走到制定详细政策的那一步时，社会运动的压力将尤为重要，因为全民基本收入的实际意义将由资金数额和资质要求来决定。那么，“全民”和“基本”怎么来界定？如果存在就业标准的话，那又是什么？随着下一代互联网的铺开，这些很可能成为核心的政策议题。

本文译自Vincent Mosco，“Digital Labour and the Next Internet” 载姚建华主编：《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本文为2017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发[2017]3019），编号：201706100024成果之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lobalMediaJournal），作者：文森特·莫斯可，翻译：徐偲骕、张岩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