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o戴威：一个27岁官二代的悲喜创业史

共享经济

2018年，在这个寒冬里，ofo迎来了命运的拐点。

ofo创始人戴威也因为押金和欠债问题成为老赖，从负债累累到震惊整个投融界再到如今被千万用户穷追猛打。

从前那般意气风发，如今人生崩塌，27岁戴威鲜活地演绎了一场创业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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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o缘起北大

戴威出身于高干家庭，其父亲戴和根曾任中国中铁党委书记、总裁，做过青藏铁路的工程指挥。现在是现任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戴威的成就也不负父亲的期望，高考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后，就担任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生会组织部长，随后又担任了学生会主席。但期间的“贿选门”却闹得沸沸扬扬。

据《京华时报》报道，2012年8月25日，前北大教授邹恒甫在博客上贴出一封实名举报信，署名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2010级本科生计羽，举报北大现任学生会主席戴威。

举报信中称，戴威是“高考移民”，戴本人是安徽人，因家中有人做官户口得有迁往北京，又通过家中关系获得艺术特长生身份，在“高考移民+60分”的基础上，走进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入校后，第一年通过贿赂当时的学生会主席，成为光华院团委组织部长；之后在学生会换届选举时，他请三十余人看演唱会，在高档酒店请客等，花费50万左右，当选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其中仅向上级教师张度行贿的金额就达到10万元。

除了行贿竞选成功外，作者还爆料称，从考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到师从厉以宁教授门下，得益于戴威当官的家人通过关系运作。此事曾闹得满城风雨，北京大学纪检部门介入调查，最终举报人计羽出面澄清此文并非他所写，删除了关于此事的博客和微博。

ofo成立于2014年，创立于戴威研究生期间。戴威多次公开表示，在青海省大通县东峡镇支教的经历是他后面成立ofo源动力。2013年，戴威本科毕业，距离研究生入学还有一年时间，他做了一个不同于大多数人的选择：去青海省大通县东峡镇支教数学。那时的他每个周末都要骑着一辆山地车往返于县城和小镇之间，自此爱上了骑行。

实际上，ofo并不是戴威的第一个创业项目。2009年大二那年，戴威把学校周边咖啡馆夜间的运营时段承包下来，办了一个可以“刷夜”的咖啡馆，方便北大学生在赶考之前在咖啡馆里考前突击。一晚12块钱，提供热水，饿了还能点个小吃。启动资金是戴威从家里拿的，运营效果还不错，后来因为咖啡馆被老板关闭，项目不得不终止运营。据说直到现在，偶尔还有人打电话给戴威订座。

结束支教之后，戴威回到北大攻读经济学硕士，他和朋友开始酝酿一份“自行车的事业”，很快，ofo骑游诞生，一个深度定制化骑行旅游项目：骑车环游阿里山和青海。连ofo这个名字，都是自行车的模样。

但这个需求太小众。即使账户只有100万元，戴威想到的并不是提高效率，开源节流，而是疯狂地烧钱补贴，给每个用户赠送脉动。很快，就将维猎资本师兄的100万投资花得只剩下400块。一边烧钱，戴威团队一边马不停蹄地寻求下一轮融资。然而，在跑了将近四十个投资机构后，没有一家机构愿意投资他们。“到2015年4月底的时候，帐上彻底没钱了，大概还剩四百块吧，确实是发展不下去了。”戴威说。

烧钱太快，第一次创业失败后，戴威反思得出的结论：必须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要击中真实的痛点。已经丢了四五辆自行车的戴威突然有了灵感，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共享单车。师兄虽然不太看好这个项目，但是答应借给他们100万折腾。

2015年9月2日，一篇题为《这2000名北大人要干一票大的》的帖子在北大传开。这是戴威以及合伙伙伴张巳丁、薛鼎熬了两个通宵写就的单车宣言。他们提出：在北大招募2000名勇士把自行车贡献出来，这2000人共同拥有这2000辆车的免费使用权，而其他同学可以付费使用这些车。9月7日，ofo共享单车正式在北大校园上线，第一天就收获200多个订单，一个月后日订单突破3000。

为了将ofo一模式迅速复制到国内高校，再一次找师兄借的100万，仅仅过了5个月，又花完了；一边烧钱，戴威团队一边马不停蹄地寻求下一轮融资。戴威先后找唯猎资本的师兄借了200万至300万，又从其他渠道借了接近300万，背着600万的债务，ofo得以走出北大，进入到北京的其他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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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追捧的宠儿

熬过了2015年的负债前行、艰难度日，2016年共享单车的风口骤起，直到这时，戴威才算真正敲开了资本的大门。

著名风投人朱啸虎主动找上门，一出手就是1000万。2016年1月，从金沙江创投的办公室出来以后，戴威和另一个联合创始人张巳丁没有交谈，而是在国贸三期地下一层的围栏边搜索了“朱啸虎”和“金沙江创投”。当他们确认刚才对他们提出一连串质疑问题的人，就是滴滴的早期投资人，戴威和张巳丁接受了这笔投资。他和ofo联合创始人张巳丁有点晕乎乎的，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朱啸虎与他创造的风口终于还是搅动了创投圈。2016年开始ofo的发展速度就像“开挂”一样。ofo相继完成多轮融资：

2016年8月，A+轮，1100万元；

2016年9月，B轮，1200万美元；

2016年9月，B+轮，数千万美元；

2016年10月，C轮，1.3亿美元；

2017年3月，D轮，4.5亿美元；

2017年7月，E轮，7亿美元。

从负债累累，转变到一堆机构追着给钱，再到搭上滴滴、金沙江的高速火箭，他有些懵了。“我们都是学生，之前也没见过那么多钱，一开始对于花钱都是不敢的，到底要怎么花钱，怎么花钱才有数，没有概念。”和戴威一起创业的合伙人们，那些室友、师兄弟和朋友，其实都没有太多工作经验，对于怎样有效率地花掉这么多钱，他们并没有太多概念。

而当时，处于风口中的共享单车由于低门槛，也让众多玩家有了“拼搏”的野心，纷纷跑步入场。所有人都开始拼命花钱，“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别管花多少钱，肯定有新的钱进来”有老员工表示，从2016年底至2017年，仅花在市场推广的费用就在数亿元。

当时疯狂到什么程度？ofo花了2000万元给一个卫星冠名，1000万元请鹿晗做代言人，小黄车的广告几乎席卷了北上广的地铁站和公交站牌。那段时间，ofo玩命般地造车、投放、覆盖各个城市。争取更多用户，甚至被当成ofo的唯一目标。

戴威总结自己这一时期的战略为两点：铺量和碾压式融资。在资本的狂轰滥炸下，ofo迅速壮大，有数据统计，淘宝从成立到2011年日订单量突破千万，用了八年；滴滴从成立到2016年3月19日宣布快专车订单量达到千万级别，用了三年半；美团宣布达到这一数值，从转型外卖至今用了三年；而ofo仅用了一年零九个月。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由此，戴威的个人名声达到了顶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胡润百富榜2017》显示，戴威以35亿元的财富成为第一个上榜的白手起家的“90后”。短短几年，戴威从一个还带有稚气的学生变成了商业精英。“终有一天，我们今天的ofo会和Google一样，影响世界。”戴威发出豪言壮语。

那段时间也是ofo的员工过得最开心的一段时间。2017年初的ofo年会，戴威送给一位老员工一辆50万元上下的牧马人。随后，十佳员工、十佳领导、十佳党员等奖项被戴威亲自陆续颁出。戴威兴奋得像个孩子，半夜一两点钟，开怀畅饮过后的戴威还在微信群、QQ群、钉钉群里，轮番发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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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梦幻皆成泡影

从2015年创业至今，ofo一共经历大小十轮融资，三年来，戴威花掉了太多不该花的钱。

有员工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一批车锁，可能从北京邮到某一个地区，ofo绝对不会去走邮政或者其他快递，我们绝对走顺丰，而且是快速的那种，其实时间上并没有要求。”

ofo拿到融资还没有多久，就有媒体爆出ofo公司高管都配了特斯拉。在日常运营中，ofo一辆价值大约600元成本价的ofo自行车坏掉，也得不到及时的维修。2017年3月到7月间，ofo采购了1200万辆自行车，需要支付72亿人民币，如此巨大的花销决策被做出，却毫不顾忌此后的资金存量。

与此同时，ofo的管理问题也浮出水面。“你如此年轻就执掌独角兽，遇到过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当年戴威如此回答，“我并不认为在个人能力、做事能力上甚至融资能力上有问题，如果一定说有问题，那就是在管理上。”

结果一语成谶。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很多员工发现公司的组织、管理、制度已经跟不上ofo的发展规模。“他们大多都是大学刚毕业，并没什么经验，仅仅是因为进入公司早就成为领导，这对于其他后进的有能力的员工来说是不公平的。”一个ofo底层员工私下把这类领导称为“泥腿子”。

颇觉讽刺的是，在颁发优秀员工奖一个月后，精挑细选十位优秀员工中的三位被开除。原因是数据作假、贪污。“ofo团队比较年轻，戴威把在北大当学生会主席的一套用在公司治理上，整体管理比较松散、随意和学生气息，一些员工上位靠关系，而不是能力，”一位员工表示。

管理也成为了戴威和滴滴交恶的关键点之一。2016年10月，当滴滴通过C轮融资首次进入ofo，成为第一大股东，戴威和ofo的第二个“金主”正式浮出水面。

滴滴出手ofo后，引来了其他投资人迅速跟进。2017年7月，原滴滴高级副总裁付强加入ofo小黄车担任执行总裁，直接向戴威汇报，原滴滴财务总监柳森森则负责财务部门。

早期ofo发展较为粗放，滴滴的人员入驻后，确实使得ofo的流程和制度更加规范。不过，双方在经过一段蜜月期后，矛盾日益突出。渐渐地，戴威感觉到自己开始被架空。新业务与收购被滴滴系否定，ofo的财政大权也被滴滴牢牢控制，一些滴滴的员工也被安插在公司的一些具体运营部门中。

最终，2017年11，戴威直接发飙：“滴滴的人都给我离开ofo。”滴滴派驻ofo的一干高管付强等人被驱逐出局，让当时在场的ofo员工觉得更可怕的是，第二天很多他们以为与滴滴无关的同事，也都像约好了一样没有出现。关系破裂的次月，滴滴宣布收购小蓝单车，同时滴滴自有共享单车品牌“青桔”上线。

2017年6月曾经有记者问戴威，“你更在意事情本身能不能成功，而不是谁把它做成功？”他很坚决，“不。我把这件事情做成，比什么都重要。”从一开始，戴威在资本博弈中想保留自己的核心地位，不肯屈居人下。然而在别人没注意的时候，你可以慢慢发展，一旦被盯上，就身不由己。

沉迷于用户扩张，或许不是戴威个人的判断失误，一定程度上也是投资人急于得到收益，不断给戴威施压的结果。ofo的投资人中，朱啸虎名声在外，最为典型。ofo没有明确表示，公司要以用户规模为第一追求。但投资人朱啸虎，却多次隔空喊话，支持ofo玩命扩张。朱啸虎投完ofo就放话：共享单车将在90天内结束战争，胜利者是ofo。

于是ofo还没有把各个城市的用户规律摸清楚，就到处随意投放单车，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还没有弄清楚国内市场，就急急忙忙海外扩张，很多地方落地几个月就不得不撤出。

朱啸虎虽力撑ofo，却也一直力推ofo和摩拜合并，称ofo和摩拜只有合并才能盈利。几乎所有股东都支持合并，只有戴威不同意。一位投资人非常愤怒：“他把自己的权益凌驾在所有投资人的权益之上。”媒体报道，程维将出任董事长，摩拜的王晓峰出任CEO，戴威和他的创始团队则要出局。对于资本来说，谁合并谁并不重要，但是戴威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他曾经隔空喊话：希望资本尊重创业者的理想。

此后，朱啸虎几次在公开场合明里暗里给戴威施压，力促ofo跟摩拜合并，戴威只当听不见。最终，朱啸虎将所有手持的ofo股份全部卖给阿里，拂袖而去，套现离场。“既想跑得快，又想独立跑，这是ofo最大的问题”，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互联网专家刘兴亮如此表示。

失去了朱啸虎的ofo，也失去了最后一块遮羞布。2018年2月，戴威通过动产抵押的方式，先后两次将其资产共享单车作为质押物，换取了阿里巴巴共计17.7亿元人民币的融资。3月宣布完成E2-1轮融资8.66亿美元之后，就开始进入了市场清退期。

ofo不到三年，从零到估值40亿美金的巅峰，到断崖式下跌不足10亿美金再到17.7亿人民币。过山车式的发展轨迹令人唏嘘。裁员、融资难、缩减海外业务、拖欠供应商货款、转投区块链、尝试卖身……在媒体不断翻扒下，ofo困兽犹斗，命悬于一线。

此一时，彼一时。去年冬天，戴威获得了2017网易年度最具影响力企业家奖，颁奖词是这么说的：他是ofo的创始人，是90后创业的代表人物。关于未来，他喊出“今天的ofo会和Google一样影响世界”的响亮声音。这个曾经的单车少年，正在用他特有的固执，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梦想。正是他的固执，让世界知道中国还有一项伟大的发明叫共享单车。即便如今ofo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2亿人，但他和他的共享单车一样，仍在创业的道路上一寸一寸蹬足发力前行。

再往前，2013年冬日的午后，从西宁返回学校的大巴车上，一个人拋了个问题：如果未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做省委书记，一个是当BAT老大，你选哪个？戴威选了后者。如果戴威没有创业，以相当于部级高官的家庭背景，以其就读的政治家的摇篮北大和北大学生会主席的身份，想要从政，历来前途无量。

2018年的寒冬，带着堂吉柯德式的自信，戴威发出了“跪着也要活下去”的呐喊，“希望戴威低下头的那天，他的手里还能握有谈判筹码。”投资人Justi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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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以狄更斯《双城记》的一段话结束吧：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信任的纪元，这是怀疑的纪元；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日，这是失望的冬日；

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都将直上天堂，我们都将直下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