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激荡四十年，他们亲历的中国

40年时间不长，我们国家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古老的大地焕发出了蓬勃的活力，而科技创新更是成了激活国家繁荣的动力引擎。我们的科学家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忠诚，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跻身改革开放的洪流，推动着科学事业的发展，见证国家的每一个进步，在各自的领域，为中国，也为世界，打开一扇通向未来之门。
袁隆平：四十年风云见证者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这位一直奋斗在水稻育种一线的耄耋老人，用一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学奇迹，跻身并且推动着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一生从事农业教育、农业研究，尤其是倡导50多年的杂交水稻的研究与创新。
这位一直奋斗在水稻育种一线的耄耋老人，用一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学奇迹，跻身并且推动着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1996年，袁隆平主持培育农业部“超级杂交水稻培育计划”；
2015年，超级稻第四期实现亩产1000公斤，创造世界产量最高纪录；
时至今日，袁隆平还在为海水稻、“巨型稻”“沙漠水稻”努力。
早在10年前，就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的风云人物，作为改革开放40年的亲历者，袁隆平见证了中国经济的成长和繁荣：
“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实力大大增强。就拿我们的科研经费来讲，原来少得可怜，上世纪60年代最开始只有500元科研经费，后来增加到每年有2000元，这就算好的了，但出差只能坐硬座；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每年有了2万元的经费，那时我们很满意了；80年代后期两系杂交稻被列为国家‘863’计划生物领域里的一个重大专项，经费就更多了，一年1000万。这对于我们是个天文数字！当然，不是我们一家单位，而是全国20多家单位共享。我当时是首席专家，条件大大改善，我们可以用这些经费把试验田搞好，水利条件、土壤状况、田间道路等都可大大改良，实验大楼的条件和设施越来越先进。”
今年已经88岁的老人，至今没有想着颐养天年，更没有想过要退休，对于未来，他给自己立下了两个“小目标”：
第一个目标：90岁前希望能够实现杂交水稻大面积示范亩产1200公斤，向党的100岁生日献礼。
第二个目标：海水稻要在2020年研究成功，在生产上推广。
“这两件事情能够实现的话我也心满意足了，就正式到退休的时候了。”
在许多人眼里，袁隆平等于丰衣足食。和这张陪伴了几代人长大的面孔一同出现的，是“杂交水稻之父”“解决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等词句。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曾说：“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在更多时候，他愿意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每一次采访，袁隆平都会讲他的两个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的梦想。据统计，全世界现在有1.5亿公顷水稻稻田，但是杂交水稻还不到10%，若有一半种上杂交稻，可以多养活4亿到5亿人口。另一个是“禾下乘凉”的真实梦境——超级杂交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稻子比花生米还大，他拿着蒲扇，躺在水稻下乘凉。如今他仍未停止杂交水稻“高产更高产”的步伐，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梦。
湖南杂交水稻中心建于长沙市芙蓉区远大路，随着袁隆平声望日隆，水稻中心已逐渐成为访问团必来的一个景点。
袁的身份为中心带来了巨大的利好。国家领导人来这里视察，只要袁隆平提出要求，通常都会予以满足。1994年，时任总理李鹏视察，袁隆平申请成立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要了1000万元的经费，李鹏当场就批了。后来他们才知道，本来准备给3000万元，没想到只要1000万元。1998年袁隆平申请研究超级杂交稻，报告递到时任总理朱镕基手里，他马上就批了一笔经费。2013年袁隆平参加李克强总理的座谈会，李克强总理说超级稻很好，不仅要百亩，还要千亩万亩。他一回中心就和他的助手、水稻育种专家邓启云商量出“超级稻百千万示范工程项目”，批了5000万元。
1973年，袁隆平培育出“南优1号”，并分别在湖南、广西试种，次年，喜讯频传，平均亩产超过500公斤。全国陆续选配出了“南优”“矮优”“威优”“汕优”等系列籼型杂交水稻组合，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在生产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
1975年年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批示，立即在南方13省份推广杂交水稻。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由1975年的370多公顷跃升至1976年的13.87万公顷。自此，袁的杂交水稻完成由试验田到农田的大面积种植道路。1981年，国家科委发明奖评选委员会授予袁隆平特等发明奖。
在袁隆平推出“南优1号”的同时，湖北省沔阳县农业技术员石明松发现了3株典型的雄性不育突变株，夏天雄性不育、花粉败育，秋天却恢复正常。他研究了6年，并在1981年发表论文，指出这种育性可转换的水稻在不育期可用作母本杂交制种，在可育期通过自交繁殖不育系种子，一系两用，命名为“两用系”，后湖北将该不育材料定名为“湖北光周期敏感核不育水稻”。
湖北的发现与研究先后被列入了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863”高科技发展计划，袁隆平担任“863”计划1-01-101专题责任专家，进行两系稻的研究。“虽然不是袁老师发现的，但在杂交水稻领域袁老师是一面旗帜，全国由他牵头组织两系法。”袁隆平的第五位博士生、现任《杂交水稻》主编廖伏明说。
在廖伏明的印象中，两系法立项之前，袁隆平已经在思考超高产水稻的运作，“从三系到两系，从两系到一系”。
1989年，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的两系法研究遭遇当头棒喝。当年7月异常低温，盛夏低至18.9℃。全国的光敏系水稻都“打摆子”，变为可育，光敏系的温敏属性暴露出来，全国两系水稻制种几乎都失败了，国内两系研究进入低潮。邓启云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863”课题小组的。他和袁隆平相识于安江农校，那时袁隆平还是一名教师，“经常打着赤脚在台上讲话”。1988年，邓启云进入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进行基础研究。袁隆平每年召开“863”总结会议时都会让非课题组成员列席会议。邓启云因此眼界大开，他也因一次帮袁隆平解决了籽粒扁平不饱满的问题而受到袁隆平的当众表扬。
1995年，袁隆平宣布两系法技术研究成功，但产业化制种时仍出现一些问题，在总结会上，袁隆平眯着眼睛听湖南省农业行政部门的质疑。用几句话四两拨千斤：“两系水稻是一个新生事物，尽管它有问题，它还是有诸多优点。对于新生事物，我们要爱护，不能一棍子打死。”行政官员听到袁隆平的话马上改口，解释良久。
廖伏明记得，两系稻宣告成功不到一年，国家就提出超级稻计划，分为两期目标，1996年到2000年第一期目标每亩产700公斤，第二期2000年到2005年亩产800公斤。1997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上发表论文《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之后迅速立项，他在两系法基础之上研究超级杂交稻，廖伏明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2000年，袁隆平团队培养出“两优培九”，实现一期目标，2004年，又突破了亩产800公斤。袁隆平永不满足的性格没让数字停留于此，他提出了2015年三期900公斤、2020年四期1000公斤的新目标。2011年，三期目标告破；2014年，四期目标达成。他又提出五期目标，每公顷产粮16吨。
袁隆平秘书辛业芸觉得，在超级稻的试验中，袁隆平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三期与二期隔了7年，后面的目标越来越大，难度理应越来越高，时间也会相应越来越长，但实际上我们四期反而很短，我在他身边这么多年，感觉到他已经掌握了攻关的诀窍，水稻就是他手里把玩的一个东西，他玩得很随意了。”迈进86岁，袁隆平的所有研究简化成了以他的两个梦为基础的两个大方向：如何在提高产量的同时让农民创收，如何让杂交水稻走出国门。
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15年，杂交水稻推广面积为18134万亩，占水稻种植面积的52%。近10年来，杂交水稻面积维持在50％以上。美国学者唐·帕尔伯格著有《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他认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中国人战胜饥饿的重要方法。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袁隆平连续几年在“全国两会”上提议“出台优惠政策”，之前接受采访时，他称：“政府以高价回购农民粮食，以平价供应市场，政府来补贴，每年拿两三千亿出来，国家财力雄厚，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在袁隆平看来，粮食安全永远是头等大事。现在国内粮食不是完全自给，大豆、玉米等每年都大量进口，耕地不断减少，开发占用农田，必须努力提高水稻产量。
“我们有句话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袁老师就是敢于担当的匹夫，他会主动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紧密关联。他在思想上很超前的，大家没有考虑到粮食安全问题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耕地减少、城市化占用耕地等等。”在一次饭局上，辛业芸听到几位院士聊天，说现在米吃不了多少，粮食不存在不够的问题。时常帮袁隆平查找资料、协助工作，她也清楚国内耕地减少和农民积极性降低的现状，她一对比就发现了袁隆平的忧患意识，“他真的是站在国家层面看待粮食问题。所以为什么说他是国宝，国家领导人见到他都非常尊敬，因为有袁隆平，我们粮食就不愁，这是给大家的一种信心。”
早在1982年，世界粮食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介绍袁隆平时就称他为“杂交水稻之父”，这成为伴随袁隆平最长久的头衔。20多年过去，世界对中国杂交水稻的认识似乎仍停留在当年。
杂交水稻中心从未停止国际化的探索，每年杂交水稻中心会举办两次左右的培训班，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农业专家，由中心的研究院进行培训，介绍中国杂交水稻的情况。还专设了负责推广的国际部，目前杂交水稻已推广至全球30多个国家。其以袁隆平名字命名的上市公司“隆平高科”也承担了国际培训班的业务，招收各国学员，讲授杂交水稻的原理和市场化方式。袁隆平的第二个梦正在以各种方式向全世界渗透。
如今的袁隆平仍然每天下田，站在田间的袁隆平享受着丰收的喜悦。已经不止一个人对他说，结穗饱满的超级稻田在田埂排开，看着就像仪仗队，“仪仗队哪，是部队里最漂亮的！”也有人说他的杂交水稻是核武器，“一个沙发这个面积大概有1.9公斤稻谷，这就是核武器啊。”时至今日，他早已明白，儿时喜欢的《摩登时代》不过是一场滑稽戏，而他亲手创造的摩登时代，却真切地伫立在身后，为世人开出一片良田。

王选：不走弯路的当代毕昇

汉字激光照排之父。
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2002年，王选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年8月，他提笔写下《阅读文献的习惯使我终生受益》一文，结合自己取得科研成功的经历，对阅读科研文献的重要性和方法进行了总结阐述。当时他已患重病，肺部做了大手术，这篇3000字的文章他写一会儿，歇一下，几天才完成。
他在文中写道：“我的一生取得了两项科研成果：60年代的高级语言编译系统和后来的激光照排。这两个项目均是高起点，没有走弯路，有所创新，这与阅读文献有很大的关系。”
1958年，北大开始自行研制的每秒定点运算1万次的“红旗机”。当时他刚从北大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毕业留校工作，参加了“红旗机”的逻辑设计和整机调试工作，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最紧张的时候40个小时都不曾合眼，被大家称为“拼命三郎”。
忙碌的科研工作之余，王选坚持每天晚上挤出时间阅读英文文献，以了解计算机技术的最新发展动态。王选研究发现，如果不懂软件，不从使用的角度来研究计算机，照样产生不出创新的想法。
1965年夏，王选与陈堃銶、许卓群等同事一起，在DJS21计算机上研制成功ALGOL60高级语言编译系统，在几十个用户中得到推广，被列入“中国计算机工业发展史大事记”中。他与陈堃銶也结为夫妻，成为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科研之道在于了解国外最新动态。王选在研制汉字精密照排项目伊始，正是从科技文献和情报中了解到相关领域的最新动态，捕捉到他人不易察觉的技术发展趋势，从而作出“汉字字形信息数字化存储”“选择激光照排作为输出方案”等异于常人的方向判断和大胆技术决策，成为系统研制成功的关键。
1974年8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一项影响汉字传承乃至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科技工程在中国悄然设立，这就是被称为“748工程”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1975年初，38岁的王选从陈堃銶那里得知了这一工程。当听到其中一个子项目是“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时，王选预感到这是一个价值和前景不可估量的重大项目，当即决定着手研究这一项目。
经过大量的资料研究后，王选在1976年作出研制照排系统的第二个重要决策：跨过当时流行的二代机和三代机，直接研制世界上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1976年，王选的技术方案上报北大，几经曲折，得以报批。王选和同事们开始了研制原理性样机的攻坚战。然而，由于技术太过超前，王选的方案长期以来一直遭受怀疑。直到1989年系统开始全面占领市场，局面才戏剧性地根本扭转。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高校开始流行出国进修，而激光照排项目开发条件差，科研队伍颇受冲击。外国照排厂商也开始觊觎中国印刷出版市场。面临严峻的内忧外患，王选带领科研团队加紧研制原理性样机。由国产元器件组成的样机体积庞大，很不稳定，每次关机、开机都会损坏一些芯片，为了保证进度，只好不关机，大家轮流值班，昼夜攻关。
经过几十次试验，终于在1979年和1980年排印出第一张报纸样张《汉字信息处理》和第一本样书《伍豪之剑》，取得了重大成果。
经过艰苦努力，1981年，中国首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原理性样机终于通过部级鉴定。正是凭借这种非凡毅力和执着精神，王选和科研团队马不停蹄，不断创新，从1975年到1993年，先后研制出六代出版系统，大规模推广应用，最终引发了我国印刷出版行业的技术革命，成为用自主创新技术改变传统行业的典范。此后又走出国门，不仅占领了华文报业市场，还出口到发达国家。而这18年，王选夫妇却连一个完整的节假日都没有休息过。
王选生前十分推崇这样一句话：“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这话也正是王选科研人生的真实写照。
吴良镛：让人们诗意地栖居

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数十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道路。
吴良镛，他是新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是活跃在国际舞台的世界著名建筑与城市理论家。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曾经说过：“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然而，这位1922年出生的建筑大师却异常谦逊：“我的作品不多，都是大家一起做的。”
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不说空话，只做实事，是吴良镛一生的坚持。数十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道路。
“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吴良镛常说。他经常告诫学生：“建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要盖房子，更要避免盖低劣的房子，不要以为在一个地方盖一座大房子就可以扬名，如果盖得不好，那就是历史的罪人。”在吴良镛的心中，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情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是他一生不变的梦想。
北京菊儿胡同有一个41号院，原是一座寺庙衍生出的大杂院，也是菊儿胡同最破的地方。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开始展开危旧房改造项目。但是，菊儿胡同又属于古都风貌的保护范围。北京市房改办找到了吴良镛。出乎意料的是，吴良镛对于这个建筑面积仅2700多平方米、设计费用仅1万元的项目显示出极大热情。其实，早在1978年起，吴良镛就开始对北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他认为，北京旧城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因此，北京的旧城改造，不仅要满足现代生活的舒适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要创造一种社会住宅。
据吴良镛的助手左川回忆，在菊儿胡同方案审批时费尽周折，前后审查了7次之多。但吴良镛不厌其烦、反复修改。到了施工图阶段，光图纸就出了95张。“年轻的时候，我曾在书本上了解到，西方城市有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等毛病，当时天真地认为，这些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吴良镛回忆说,“直到怀着满腔热情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时，我都依然认定所谓的‘城市病’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不仅可以避免，而且还能建设得更好。”然而，数十年间，中国城乡变化虽然巨大，却并没能绕开“城市病”。
让吴良镛感到揪心的是，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不是不能借鉴西方建筑，但不能照搬照抄，拾人牙慧。”
如今，改造后的菊儿小区里，精心保留了原有的树木。一水儿的2层、3层小楼白墙黛瓦，与周边的老房子浑然一体，丝毫不觉得突兀。一进套一进的小院子，面积虽然不大，却并不觉得压抑。这样一座“类四合院”，完全没有高楼大厦那种冰冷、孤立的感觉，“大爷”“大妈”“叔叔”“阿姨”……邻里间出来进去的都打声招呼，情境间，生活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北京城。体现出吴良镛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相对于大拆大建，吴良镛倡导的“有机更新”理念，延续了城市原有的历史环境，对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来说，可谓是探索了一条旧城更新和危房改造的新路子。1992年，菊儿胡同改造获得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1993年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我们需要激情、力量和勇气，自觉思考21世纪建筑学的未来。”1999年6月下旬，在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时任大会科学委员会主席的吴良镛宣读了由他起草的《北京宪章》并获得通过，标志着“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为世界建筑师所普遍接受和推崇，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作为国际建协成立50年来的首部宪章，它成为指导新世纪世界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并在2002年以中、英、法、西、俄5种语言出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人居学会主席……数不清的荣誉、成就，却没能让吴良镛停下前进的步伐。
罗阳：用生命托起航母舰载机

歼-15舰载机工程原总指挥。
我最大的追求就是通过努力，使我国的先进战机能够早日装备部队，让国防工业能够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站在舰岛上，波光潋滟处，他向着航母平台上那架朝霞中的歼-15，投下最后深情的一瞥……
2012年11月25日12时48分，在看着自己亲手打造的战机于“辽宁舰”上成功着舰后，罗阳，这位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沈飞集团公司掌舵人，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
这一刻，距中国首批舰载机成功着舰起飞仅仅10多小时，距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入列整整两个月……
谁能想到，在51年的生命长度中，这是罗阳最后的人生刻度：
2012年11月9日，在完成重点工程任务后，罗阳随即飞珠海参加航展。
11月17日20时10分，飞回沈阳；24时40分连夜赶到舰载机某基地。
11月18日8时，乘直升机登上了“辽宁舰”……
谁又能想到，在51年的生命旅程中，“辽宁舰”是罗阳的最后一站：
在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军记忆里，登上航母，罗阳把行李放好，没有休息就上了塔台。舰载机飞行训练，发动机的轰鸣声震得人心脏发颤，但他近距离观察，生怕漏过飞行的每个细节；一有时间，他挨个走进驾驶室、塔台、机库、武器库、锅炉房。观察、询问、记录，随身带的小本子写得密密麻麻。
作为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在飞机已完成研制工作并移交试飞中心之后，罗阳原本不必上舰。但他放心不下自己的产品，就像母亲牵挂自己的孩子。成功起降是舰载机发展的第一步，罗阳想要通过自己零距离的现场感受，为后续的飞机调试、定型、批量生产积累经验……
11月25日，上午9时许。从凯旋的“辽宁舰”上下来，罗阳连与大家拥抱的力气都没有。一到宾馆，他只说胸口疼，睡一觉应该就好。沈飞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谢根华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紧急叫车向医院奔去。
几公里的路程，第一次让谢根华感到漫长，他焦躁地催促着司机：“快点，再快点！”
望着脸色苍白、呼吸急促的罗阳，谢根华心里一阵疼痛：“这都是累的啊！”
仿佛是注定的缘分，罗阳与沈飞集团公司的生日都是6月29日。他与比自己整整大10岁的沈飞一起，见证了中国自主研制的战机壮丽起飞的岁月。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罗阳，高考志愿全是军工类。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届大学生，在那个“科学的春天”里，他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很快成为班里多门功课满分的优秀生。
总装备部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研究员、罗阳的大学同学李兆坚回忆说，刚入大学时，罗阳和他曾看过一部资料片。由于信息化程度低，片中我空军飞机还没看到敌机，就被对方击落。罗阳很震撼，当天与同学们讨论到深夜……
航空报国，成为罗阳坚定的信念，至死不渝！
罗阳曾说：“我最大的追求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我国的先进战机能够早日装备部队，使我国的国防工业能够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他以飞行般速度去履行航空报国的使命。
罗阳担任沈飞总经理5年，沈飞实现5个型号首飞。他们每年为客户交付的战机从最少时的4架猛增至近百架；5年中，沈飞的产值从49亿元上升至123亿元……
用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的话说：“10多年前我们的航空业与发达国家相比是望尘莫及，到2005年前后可以说是望其项背，而今天，我们正在向着同台竞技努力。”
他以大山般坚韧去扛起压在双肩的重担。
飞机造出来了得试飞，罗阳即使出差也会打七八个电话叮嘱：一手是国家财产，一手是弟兄生命啊……
罗阳和他的团队工作时间从“611”变成“711”——每周工作7天、每天11个小时。他曾经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酷爱的围棋、摄影和排球都远离他而去。
有人劝他：“你是总经理，不能啥事都操心，得学会减压。”罗阳答，沈飞的责任实质是国家责任。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人的特殊性。
罗阳把自己的时间最大限度地献给了他的飞机，给自己却连抢救生命的几分钟都没留下。
在离医院不到100米距离时，罗阳短暂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听着抢救时，医生按压心脏发出的扑通扑通声音，罗阳的秘书任仲凯坚信“罗总不会这样就走的”。在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还装着为罗阳安排得满满的工作行程。
心肌梗死抢救有效时间只有前30分钟。而这30分钟，罗阳只呼出一口长气，此后两个多小时的抢救中，他那颗大面积梗死的疲惫心脏，再也没能在监护仪上画出一道颤波。
中航工业集团公司领导赶到了，海军领导赶到了，妻子王希利赶到了……
“罗阳，你太累了。”妻子一声悲啼，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被誉为中国“战斗机设计研究的基地，航空英才的摇篮”。1982年夏天，罗阳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成为一名飞机设计员。
那时，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二代战机——歼-8Ⅱ型飞机正处于设计攻关阶段，而苏-27、F-16等三代机已在有的国家服役多年。
今天动辄年产数十架战机的沈飞，在1985年前后全年任务只有4架。沈飞副总经理、当年与罗阳一起从北航分配至沈阳的祁建新回忆说，要养活两万多职工，公司不得不全厂做民品，从汽车、洗衣机到铝合金门窗、蒸锅，啥都干过。“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太多事可干，喜欢读读小说、看看外语、打打牌。”曾与罗阳在沈阳所共事的李文志记得，好几回找罗阳玩，他竟还在灯光昏暗的办公室里看技术资料。
沈阳所机电系统部副部长郑伟至今仍珍藏着一本用废纸订成的草稿本，上面清晰的字迹，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种公式、运算过程。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工作的罗阳，在全所率先开始用计算机替代手动方法计算座舱盖温度，草稿本上记录的正是这一计算机程序设计的全过程。
当时，人工运算已非常成熟，用计算机程序替代人工运算只有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在尝试。但罗阳“固执”地认为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于是不光自己钻研，还鼓励周围的人一起研究。1994年，他调离前，把这本珍贵的手稿交给了郑伟：你们接着干，将来总会有用的……
“敢为人先”——罗阳为梦想起飞，做着准备。
从90年代中期起，中国国防工业再次腾飞，罗阳从设计员走上领导岗位，又从设计所走进了相隔几公里的沈飞公司。那时罗阳年轻的笑声犹在耳边，今天他英年陨落的噩耗让歼-15的总设计师孙聪泪流满面。
“辽宁舰”上的一幕，又在眼前。
鲨鱼跃出水面，托起一枚张开翅膀的铁锚——有些俏皮的标志，诠释了罗阳和同伴们为中国第一架舰载机歼-15取的绰号“飞鲨”，显示着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的坚定信念。
11月23日，“飞鲨”在“辽宁舰”上成功着舰后，蓝天碧海间，罗阳兴奋地与同伴们击掌相庆。
作为在海洋战场上夺取与保持制空权、制海权的重要力量，舰载机就是航母的双翼、出鞘的利剑。能够起降舰载机的航母，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作战平台。
是夜，罗阳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在舰上庆祝，而是拉着孙聪坐在航母的旋梯上谈起了下一步规划：如何将舰载机在航母上试飞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应用到沈飞日常生产中……
这是两个老伙计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生命中最后一夜，罗阳想的依然是国防事业、航空事业的发展。”孙聪有些哽咽……
办公室的灯光亮着。办公室副主任吕殿凯翻遍资料库，为找不到一张罗阳像样的遗照而失声痛哭。
一个企业老总，找张照片有这么难吗？
就是这么难——罗阳生性低调，别说照片，偌大一个沈飞公司几乎找不到他的采访影像，只有他在生产现场的一些镜头。
罗阳走了，吕殿凯只好请人从某个庆典的留影上截下一张遗照。
吕殿凯在沈飞办公室干了23年，罗阳是他的第四任领导。“罗阳接任总经理的这5年是最累的5年，取得的成绩也是沈飞历史上没有过的。在工作压力面前，他经常说的是，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必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性能可与世界现役主力舰载战斗机相媲美的“飞鲨”歼-15，创造了新机研制提前18天总装下线、从设计发图到成功首飞仅用10个半月的奇迹。“辽宁舰”入列时，海外媒体预计中国舰载机成功运用至少需要一年半，而仅仅两个月后，歼-15就成功实现舰上起降。
在这个曾经诞生过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机、第一架超音速战机的沈飞公司，让战机从陆地飞向海洋，是全新的挑战。
最大难点之一在阻拦钩。准确钩住阻拦索从而有效减速，是实现飞机在短距离内着舰的关键。技术要在规定时间内攻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一次次试验，多少次失败，终于在2012年初，这一技术攻克了。
在庆功会上，罗阳掉泪了，不爱喝酒的他，和试飞员们一醉方休。
为中国航母锻造“利剑”，罗阳显示了“敢为人先”的性格，闯出了一条新的研制之路。
先在研究所设计、后进沈飞制造，是沿承了几十年的老规矩。既懂设计又懂生产的罗阳，却把两个单位的研制人员整合为一个“飞鲨”团队，不分你我，不分先后，联合设计，联合制造。
设计之初，沈飞的工艺人员就进入设计团队。这种全新的组织模式，让飞机研制效率提高了40%左右。
在国防发展与军队建设的大局上，这位企业“当家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含糊。他把沈飞与设计方、用户的关系处理得妥妥帖帖，看似长袖善舞，其实怀有一颗宽厚豁达之心，将难题留给自己。
半个多世纪里，航空制造业的零件加工生产能力大都得到提升，但装配领域，手工为主的局面并没有太大变化。罗阳就任沈飞总经理后随即推行严格化、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的数字化管理。
罗阳说，研制战机，要么是零分，要么是一百分，没有中间分！
2011年，按照中航工业发展战略，罗阳着手组建快速试制队伍，以提高新机研制、装配的效率。这一创新在沈飞引起一些争议。
罗阳一句“搁置争议，先干起来看看”，就创造出我国航空工业全新的快速反应的生产方式。多个型号首飞、歼-15成功着舰……这本该是沈飞历史上成果丰硕的一年！然而，播种、浇灌的人却没有机会品尝胜利的果实了，在2012年临近结束的时候用生命写下悲壮的一笔。
徐匡迪：努力把中国蛋糕做大

上海市原市长，中国工程院前院长。
曾身居要职的徐匡迪不仅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这部大戏，而且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是那种努力把中国蛋糕做大的人。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当过校长、市长、院长的徐匡迪在中国工程科技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1995年，徐匡迪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那时他刚上任上海市市长不久。或许某些人的心里会想：作为官员当选院士会不会有照顾？
其实，这些想法是多余了。在当市长之前他已蜚声国际冶金研究领域。上世纪80年代，徐匡迪是国际冶金界极其活跃的人物。在相关的国际会议上，总能见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笑声。渊博的知识，独到的见解，以及人格的魅力，这使他经常成为台上台下的焦点人物。
1982年，徐匡迪被公派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他和研究团队解决了大口径输油管线钢精冶中的超低硫工艺技术，使钢中含硫量低于十万分之一。他先后在英国和瑞典申请了专利（那时中国大陆还没有专利制度）。他所设计的SGDF喷粉罐，在国内78家中小企业得到应用。除此以外，他还在不锈钢精炼、熔融还原动力学以及焦炉煤气制氢等方面取得研究成果。
在中国，徐匡迪首先是冶金专家，然后是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市市长，之后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给中国工程科技界增添光彩的“一颗星”。
1954年，徐匡迪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多才多艺的徐匡迪高考前的理想志愿曾经是艺术，他酷爱音乐。但临考大学之前，他听说了祖国的钢铁事业需要大批有志青年加盟时，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专业。
他的一生与爱国和钢铁结缘。抗日战争中，日本把他们的“钢铁”炸弹源源不断地扔到中国，徐匡迪的祖父就是被日本人的炸弹片击中而亡的。他说，我与日本人有“家仇”。
他原名叫徐抗敌。
他出生在父母躲避日本人轰炸的逃难路上，生日是1937年12月11日。两天后南京沦陷。父亲给他取名抗敌，以激励其不忘“家仇国恨”。1944年，徐抗敌上小学二年级。老师说，你也不用一辈子抗敌了，我给你改个名字，叫匡迪吧，取“匡扶正义，迪吉平安”之意。有家仇国恨的人，为了祖国选择钢铁人生是不会有任何后悔的。对于一个想以钢铁报国的人，刻苦学习是不需要动员的。
后来，正是他，在冶金领域成了能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中国人。1984年，徐匡迪被邀请到国际著名的喷射冶金公司——瑞典兰塞尔公司做副总工程师。一次，他通过自己从国内带去的炼钢镜判断出一炉钢的出钢温度仅有1600℃左右。徐匡迪坚持该炉不列入喷射冶金的“试验供货”计划，对方在炉前记录上写下了“徐教授认为这炉钢温度不够”，并让徐匡迪签了名。事后证明徐匡迪的判断是正确的：由于温度不够有近200吨钢水冻在钢包中。
1986年，徐匡迪回国效力了。对于自己的回国，徐匡迪用“吃蛋糕理论”来形容：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部历史戏剧，“如果在戏剧最精彩的时候，你到外面吃了两个蛋糕喝了点咖啡，等到你吃完喝完再进去的时候，最精彩部分已经过去了。”
徐匡迪不仅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这部大戏，而且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是那种努力把中国蛋糕做大的人。
2001年底，卸任上海市市长后，徐匡迪前往中国工程院履新。第二年6月，徐匡迪高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长。他是继朱光亚、宋健之后的第三任院长。
“除了院士增选工作外，我在工程院把主要的力气花在了咨询工作上。”徐匡迪所说的咨询工作，就是给中央起智库的作用。他主持并参与了若干国家重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央要徐匡迪牵头组成专家咨询委员会，对总体规划、京津冀三地的功能定位、发展目标等进行论证。他组织国内外专家对雄安新区的总体规划做了数十次论证，圆满完成了总体规划的任务。
目前，雄安新区的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虽然已经过了80周岁，但徐匡迪这个自称“退休了的老头”，还在为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