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毕昇”王选的一次“政治冒险”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2018年7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

2002年2月，王选荣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1年，中国工程院公布“20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评选结果，“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仅以一票之差位居“两弹一星”之后，而列次席。这项被称为影响汉字传承乃至中华文明进程的重大科研工程与一个人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被称为“当代毕昇”“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的王选。

1998年10月27日上午，为宣传王选先进事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大学勺园七号楼二层多功能厅召开。

王选是北大计算机所所长、两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会议主讲人是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他首先介绍王选先进事迹，然后说明宣传王选先进事迹的重大意义，并叫工作人员向记者散发有关王选的先进事迹材料。

会议结束后，我继续留在北大要求采访王选和他率领的科研团队。工作人员说：“您已经领到王选事迹材料，还采访王选干什么。”我说：“记者的报道工作与王选的科研工作程序一样，必须首先掌握足够充分的第一手材料，否则写出的作品难免失真。”“各单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都是这样做的，难道大家都错了。”“这种新闻发布会的好处在于，有利于组织各新闻媒体在同一天集中报道同一个人，以便在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但是不要忘记，记者从现成的二手材料中寻章摘句拼接人物通讯，是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而且作品好不了。”“那怎么办。”“好办。光明日报保证在会议指定时间刊登王选人物通讯。其他你们一概不加干涉。比如，对用你们提供的材料拼接稿件这个要求，我就不会接受，如果你们坚持这条要求，我将坚决予以抵制，认为你们是在将记者往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坑里推。”

说服工作人员接受我的观点，其实如同我抓住一个烫手的山芋。10月27日开会提出宣传要求，11月3日就要求王选人物通讯见报，是按记者坐在电脑前，照搬照抄现成材料，估算出来的日程安排。若要增加一道采访程序，这个时间安排显然用不上。但又必须遵守，我就倒计算时间安排进度，计划每天拿出14个小时充填日程。要保证稿件质量与光明日报社会地位相称，必须在采访上下足功夫，我就安排大量时间用于前期采访，心想写稿时间不够，大不了熬一个通宵就解决了。

在采访王选前，我请王选专职秘书丛中笑提供帮助。她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青年硕士，对人热情大方，说话不藏着掖着，说王选是一位做事十分严谨的科学家，并不赞成记者用现成材料为他编故事。我想那就有共同语言了，交谈起来可以直接切入主题。

她还向我讲了许多有关王选生动而感人的故事：王选与900年前毕升做的事一脉相承。毕升用胶泥做成活字、排列在铁筐板面上印制各种书刊，为推动华夏文明走向世界前列发挥出巨大作用。后人如能沿着重视科学技术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当代中国将会以另一个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可惜后人将“活字印刷术”作为向世人炫耀的资本，走进了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的死胡同。900年后清醒过来，世界已经变了样——曾以羡慕的目光仰视华夏文明的西方世界，已经胜利地完成科技革命，成功地实现用电子技术武装印刷业；中国仍旧停留在“铅与火”时代，导致中国从印刷品中获得的信息量，人均只及西方发达国家的1％。

这是一个极限，再往后退就退到零。“当年有多难？”我问王选。他面对着我，坐在一张靠背椅上，面容清癯，神态疲惫，身体只剩下一副骨架，精力仿佛即将为华夏文明再现辉煌燃尽，今天是强打精神在接受我的采访，用极其微弱的声音与我交谈。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印刷业进入电子时代。中国要跟上时代发展大趋势，就一定要实现汉字照排。西方发达国家研制的照排系统仅适用于英文；而汉字的数量是英文26个字母的N次方，开展适用于汉字的照排系统研究工作，首先就会遇上如何解决庞大的汉字字模存储量这道绕不过去的难题。在这个大前提面前，计算机界意见是一致的；而在解决汉字字模存储量应当选择怎样的路径上，却存在严重的分歧。

有分歧就会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好戏，这显然是一条有价值的新线索。我就一面继续采访王选和科研团队，一面顺着新线索挖掘。线索延伸出北大，就翻过校园围墙。我天天深更半夜还拽住人在交谈，最后挖掘出计算机学界桩桩重大历史事件。

当时，国内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普遍认为，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与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是现代印刷业的两座科学高峰，中国不可能直接攀上高峰，而应该分步攀登，首先攀登“第二代”，取得成果后再攀登“第三代”。

王选则站在对立面，主张超越“第二代”及“第三代”，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并运用轮廓加参数描述汉字字形的方法，解决汉字字数多字形信息量大不便于存储这个难题。反对王选观点的声音几近淹没全国，王选却安如泰山。10年后完成1∶500高倍率汉字字形信息压缩方案，攻克汉字字模存储量——这个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最大的难关，成功地将7000多个汉字压缩在一张软盘内，为直接冲刺“第四代”奠定基础。但在王选观点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时候，1975年10月9日召开的“汉字精密照排技术”方案论证会，却宣布“将‘第二代’作为上报方案”。

以今天看来，这个决定岂不是表明，我们国家非“落后”不选。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北大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这个事实，否则北大就是在违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而一旦触犯组织原则，性质就变成政治问题。北大承担不起如此重大的政治责任，千钧压力便全部压在王选一个人头上。

线索还在向前延伸，我越过家家“门户”，继续向前挖掘，进入到“门户”的后盾——政府有关部门。发现当年政府主持召开的论证会会场竟然是一个闹剧舞台，论证过程不过是一场闹剧。而且论证会第二天，北京市出版办公室就把一份要求北大承担“第二代”排版软件研制任务的“红头文件”，急急忙忙下发到北大。

我急于知道，王选如何面对这个愚不可及的“任务”，一条线索分支把我引向一个新的方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新华社社长曾涛、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等，十几位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出面“支持王选”。但科研团队中一名教师却否认支持者有杨西光。王选亲自打电话告诉我，说：“那个人不知情，支持者有杨西光。”遗憾的是，实权部门就像铜墙铁壁，把“重大影响力”轻易就挡了回去。为了跟上刮遍全国的引进风，将数百万美元的外汇，批给某中央直属媒体，用于直接进口成套设备。

王选对我说，他感到自己是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做出平生在政治上最大胆的一次选择，直接向国务院反映自主创新面临的实际困难。由此科技教育新闻精英人才与党政领导干部联袂主演的这场剧情波澜曲折、角色个性鲜明的现代剧演出迅速落下帷幕——历史档案馆向我敞开大门，我在严格保密的案卷中查到最重要的一份历史档案原始记录——在主张对外引进与主张自主创新双方形成的两军对垒、互不相让的关键时刻出现一语定乾坤的转机——小平同志10月25日用红铅笔在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呈报“中央军委邓主席”的专题报告上写下“应加支持”重要批示。

二手材料中遗漏掉的重大事件被我收入囊中，并捎带收获一网兜鲜活细节。把这些材料放进人物通讯，纯技术性的自主创新故事便被赋予深刻的政治内涵，单薄的主题便丰满起来。尽管前期采访耗时太长，留给写作的时间仅有最后一天，但并未影响稿件如期于1998年11月3日的《光明日报》一版头条见报，并被“评委全票通过评为科技好新闻一等奖”。

数日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再次见到王选。这位神情严肃的科学家，向我问起10月采访他曾遇到的种种困难，我说那都不算困难。新闻记者居于道德高端，其作品应能体现社会良知，对我个人而言，采访中最大的困难莫过于遵守新闻职业道德碰上障碍。而障碍一旦被清除干净，作品不会被读者批评为“虚假”，便会一身轻松。

20世纪80年代，王选在北大旧图书馆计算机所会议室里凝思

【链接】

王选（1937—2006），江苏无锡人，出生于上海，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当代中国印刷业革命的先行者，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被称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被誉为“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84年晋升为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加入九三学社，2002年2月1日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嘉庚科学奖获得者。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18年入选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100人名单。

1979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获重大突破》的大标题,报道了王选等人的阶段性成果。这一成果给全社会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王选一直将这张报样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以作为鼓励自己不断前进的动力。

1979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获重大突破”，在当时媒体普遍的“审慎”态度下，《光明日报》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予以报道，对王选和同事们来说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旧报章】

一位迎来汉字印刷新时代的科学家

文/李家杰，原载《光明日报》，1998年11月3日

王选于1958年在北京大学计算数学专业毕业留校后，就全身心投入中型计算机研制工作。每天早晨7点工作到半夜零点。并常常连续工作三四十个小时，不迈出实验室一步。导致身体严重透支，被迫离校回家疗养。已躺在病榻上，他仍在工作——用90%的时间从事ALGOL60编译系统研究；10%的时间探索适合高级语言的计算机体系结构。软件（software）这个词汇尚未问世，他就能“软硬兼施”，探讨software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在病榻上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足以支撑他登上计算机科学一个新的高峰。

1975年春末，“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立项并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消息传到北京大学，早已做好充分准备的王选，信手就抓住机遇，并以独到的见解，对这个项目中的“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汉字精密照排”三个子项目的远大前景，迅速做出精准的判断——“其中‘汉字精密照排’将给印刷业带来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发展下去，将对出版形式和内容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王选的分析其实是把他个人的命运与“汉字精密照排”紧紧地捆在一起。从此他就不断地从外国文献中吸取营养，在国际一流计算机专家中穿梭交流，在打通一个又一个“瓶颈”障碍中，寻找创造发明的希望之光。

他非常清楚，一旦打通最后一个“瓶颈”，便具备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甚至早一些时间，萌生出新思想的可能。对于是否直接进入“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开展研究，以及“进入”以后，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他看得非常清楚——“‘第二代’没有前途；‘第三代’正在走下坡路；‘第四代’将占领市场”。

10年后，王选完成1∶500高倍率汉字字形信息压缩方案，攻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最大的难关，成功地将7000多个汉字压缩在一张软盘内。这项技术领先于西方发达国家10年，但在政府主持召开的“汉字精密照排技术”方案论证会上，却宣布“将‘第二代’作为上报方案”。并把上报方案变成“红头文件”，下发北京大学，要求北大承担“第二代”排版软件的研制任务。

这是为什么？王选将自己反锁在实验室，拉上窗帘，关闭灯光，在黑暗中苦苦思索。实验室再度大放光明时，王选更加努力地投入“第四代”研制工作。

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新华社社长曾涛、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国家经委副主任范慕韩、四机部副部长刘寅等，十几位重量级人物原以为他们出面表态，将为王选彻底扫清障碍，不料，国家骤然刮起强劲的引进风；而“第四代”研制工作恰是“顶风作案”。不久，引进成套设备的数百万美元外汇，即批给某中央新闻机构。

王选被迫越过北京大学、教育部，直接到政府最高权威国务院告状。一周后，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将“支持自主研制”的报告，呈送国务院。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将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直接向“中央军委邓主席”报告。小平同志在方毅的报告上，写下“应加支持”四个字。

荆棘丛生的曲折道路，转眼变成阳关大道。王选带领数学、物理、中文、电子等多学科多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以超过竞争对手数十倍的速度跑步前进。比王选起步早的上海、云南等地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由于判断失误，选型不当，研究工作深陷泥潭，叫苦不迭。

1981年7月11日，王选挂帅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通过国家技术鉴定，标志汉字印刷新时代已经到来，并迅速引发全球华文报业印刷出版业出现历史性重大变革。包括“中国十大专利发明金奖”、两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第14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在内，王选的重大发明在国内和国际共获得20多个大奖。他取得的成就两度被列为“国家十大科技成就”。他为此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等7个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