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伟：中国科学家要再“贵气”一点、“好斗”一点

当主持人介绍到潘建伟时，坐在会场前排的潘建伟站起身，向后排的听众打了个招呼。

上台演讲时，潘建伟笑着说：“刚才报名字的时候又报了很多头衔，其实既然是关于科学精神的论坛，报一个学者的身份就行了……”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拼命地发展经济，这当然是好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文化氛围。”潘建伟说。

9月26日，在“科学精神在中国”主题论坛上，科学精神的内涵和现状成为热议焦点。

中国科技发展领域一直有两个经典问题，一是“钱学森之问”，一是“李约瑟难题”。前者质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后者疑惑为人类科技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孕育出现代工业和科技革命。

此次论坛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有了交集——科学精神的缺失。

对于“急功近利”，潘建伟深有体会。他记得自己刚回国研究量子信息时，很多人都说“量子信息是伪科学、不靠谱”，随着研究日渐成熟，科研管理机构收到的量子信息相关项目却开始每年呈指数增长。

“本来并不具备必要基础的人，全部跑来搞这个，为什么？可能因为从这个领域申请基金比较方便，能够用来谋生。”潘建伟话语间透着无奈。

这样的功利氛围渗透在人才成长的过程中，潘建伟发现，在他带的学生中，与海外的学生相比，国内学生更看重早出成果、早发文章。

在潘建伟看来，一个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应该是希望能通过寻找科学规律来获得内心的自由与安宁，他们每天的动力不是来自于所谓的深思熟虑和谋划，而是直接来自于激情。

“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地方，或者说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无功利心的，科学探索在本质上是由好奇心和兴趣驱动的无功利的行为。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一种比较从容的、有知识分子贵气的状态，可能会更有利于科技创新。”潘建伟说。

在与会人员看来，科学精神还包括批判质疑、实事求是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缺失正是“李约瑟难题”的症结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中庸之道、一团和气，有时是科学发展上的一个大忌。”潘建伟对比国内外科研评审过程后发现，做各种项目的评审时，中国人很少因为觉得项目不好就去批评它，有问题也很少会当面指出。

“科学是演进的，没有永远不变的权威，所以科学非常需要质疑，需要审慎的批判精神。我们需要吸取西方科学里的精髓，不那么中庸，aggressive（好斗）一点，这样才能让科学走上新的层次。”潘建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