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之父”高锟：忠于自我，令我在晚上睡的安稳

9月23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高锟逝世，享年84岁。

1933年11月，高琨在上海出生，祖籍江苏金山市。他于1948年移居香港，1954年赴英国攻读电机工程，并于1957年及1965年获伦敦大学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70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筹办电子学系，并担任系主任；1987－1996年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199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0年被《亚洲新闻周刊》选为“二十世纪亚洲风云人物”；200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早在20世纪60年代，高锟就提出了光纤理论，但并未获得学界重视，但他未有放弃，继续研究及改良技术，至1981年第一代光纤系统面世，他亦因此获得“光纤之父”美誉。
《潮平岸阔:高锟自述》是高锟七十高龄之际撰写的自传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文摘自书中第9章，讲述了高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日子。

“各位老师们都定必会对自己专业范畴内的成就而感到骄傲，我将竭尽所能，为各位缔造更大的发展空间，让各位在学术上更见精进，在培育学生上更有所成。” 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期间，香港尚未回归，我在1972年飞往苏格兰爱丁堡出席英联邦大学会议。这个会议每四年在不同地方举行，交流经验和意念。部分与会者获邀发表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香港填海对环境生态的影响》。

一天，与一位加拿大大学的新任校长谈得兴起，我向他提出了一条交浅言深的问题。我说：“作为一位新任校长，你有什么大计。” 他沉思了一会，严肃地回答：“加拿大的大学都已地位卓著，我新任校长，倒想带来一项改革，这项改革，相信会令大学更上一层楼。我相信我获得信任，可以完成我的目标。”

他继续说：“一所成功的大学，需要教师与学生齐心协力，共同建立威望。我是大学的守牧者，要确保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在引导他们的同时，更要推动他们团结一致，向更高的领域迈进。”他的话令我感受甚深。出席这次会议，我在不知不觉中获益匪浅，对日后肩负同样的责任很有帮助。当时，我还未决意长期从事学术工作，只是打算从我的科技工业生涯开一阵小差而已。

1986 年春天某日，一封信封面注明“私人密函，非收信人不得拆阅”的函件放在我的台头。我的秘书把它放在台的正中，让我一眼便看到它。她准会感到好奇，但她的专业操守让她做应该做的事，就是把信放好。信中说，本大学的校长将于年内退休，校长遴选委员会主席诚邀阁下申请有关职位。信由香港中文大学发出，十多年前我曾在那儿任教。这封信来得有点意外，虽然一年前我刚获中大颁发的荣誉工程学博士学位，以表扬我对工程学及十五年前替中大建立电子学系的贡献。

名誉学位颁授仪式对我来说是一次愉快的经验。我与其他三位荣誉博士获最高规格接待，在留港两日期间校方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美芸与我入住香港中区最顶尖酒店的套房，在房间里可饱览迷人的维港景色。颁授学位典礼上，我们随长长的教学人员队伍鱼贯进场。他们都穿上各种样式的学袍，显示他们都是来自全球学术机构的精英。内行人一眼便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渊源，那自然都是出自世界的最佳学府。走在我们前头的是校长和校监，当时校监按例是香港的总督。在中大任教期间，我也曾是教员行列中的一人，但混处其间看着每名学生上台接受学位，未免觉得有点劳累。现在，到我坐在台上，等待在校监前躬身接受学位，深深感受到庄严仪式的光宠，而所有毕业同学，也应分享一分成就感，并对曾致力教导他们的师长心怀感激。能代表其他荣誉学位得主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也是我一份额外的光荣。

在特别为荣誉博士举行的晚宴上，有更多人发表了讲话。但校长从没暗示他和其他高级行政人员正在物色继任人选。他们有没有把我当做心目中人选之一，恐将无法稽考。

在收到那封意外的来函后，立即便有多位来自中大的“密使”与我联络。他们向我详述学校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并鼓励我提出申请。他们心中也许会说：“去年学校给你颁发了荣誉学位，现在投桃报李，分属应然。”我们采取了最直截了当的做法，就是把申请书投到信箱中。我的想法是，邀请我申请职位，不等于把职位交给我，又或者我一定要接受这职位。况且，还有别的申请者可供大学挑选，我们只能走着瞧。事实上，在我完成科学行政总裁任期之后，美国的ITT已经在它的研究实验所ATC给我留了一个职位，我正忙于整顿各个先进研究项目。虽然法国的Alcatel正洽购ITT的电讯业务，但我丝毫没有不安的感觉，如果合并成事，在新的机构中我肯定仍可占一席位，即使大学不聘请我，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接到香港来的电话时，我正身在欧洲。中文大学的秘书长告诉我，已就大学校长应征者定下会面日期，请我准备动身到香港，并在那儿停留三天。我查看了一下行事历，发觉可以从欧洲直接飞回香港，完事后，下一个行程也是欧洲。

我完全没有想到，遴选委员会邀我见面，更没有想到，在会面后便立即要求我回复是否接受委任。进入会面室时我有点紧张，校董会主席请我坐到他身旁，其他委员则坐在我和主席对面。后来我才知道，主席是位知名银行家。为了令我轻松点，他们轮流发问，都是环绕着我未来的职务问题。我对中大有一定的认识，回答时倒对答如流。我甚至可以在对方用英语、普通话和粤语发问时，用相同的语言回答。相信他们是要测试我两文三语，尤其是我蹩脚的广东话的能力吧。谈着谈着，我发觉特别容易口干，也许是我话说得太快了，像怕没有足够时间充分表达意见似的。近十多二十年来，我从没参加过什么面试，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发问，甚至盘问对方，已忘记了作为回答一方的感受。会面终于完结，互相握手后，我总可松一口气。他们用司机开车送我回酒店。我想我大可以轻轻松松地自己吃顿饭，然后等他们指示明天的活动。时差令我昏昏欲睡，一睡就差不多到晚上九点。这时，校董会主席来了电话。

他说：“校董会一致通过委任你由下一学年起出任校长，你明天将会与大学职员代表，以及学生会代表会面，让你和与校长职位攸关的两个团体沟通一下。请你想想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或者有关的团体。请你明早通知我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聘任。” 他想了想又说：“我相信你已经清楚关于校长职责和聘任条件的所有资料。”主席快人快语，严肃认真，当时觉得他有点难以接近。后来与他熟络了，才发觉他待人温厚、善体人心，是位务实的领袖。在我出任中大校长的九年期间，他曾多次给我筹谋献策，助我度过最困难的局面。只是他天性沉厚寡言，才每每给人拒人千里的感觉。在官式宴会中，曾坐在他旁边的女士们都发觉，不容易与他打开话匣子。美芸稍后知道，能坐在那位置是无上的光荣，但主席甚少说话，回答问题也很简短，他会忽然离座，表示宴会已完结，在众人簇拥下离去。盛会就此告一段落。

我在酒店房间内踱来踱去，考虑好不好要校方多给我一点时间。我将接受和拒绝的理由都摆出来一一琢磨。打电话给美芸时已是午夜，我的决定将再一次令她大感意外。上一次，我告诉她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今次，我说：“我只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他们请我当校长，明早只要我说声‘行’，这职位就是属于我的，今晚我要好好睡一觉，好等明天提起精神跟教职员和学生会面，我已经决定接受这份差事。” 像过往一样，美芸对我的决定给予理智而毫无保留的支持。我一生的第二项事业就此展开。这次工作性质与科技工业可说南辕北辙，勉强或可说成是学术界的行政总裁吧。早期四年短暂的教学生涯，这时刻对我大有裨益。为中大设立一个学系的经验，让我大概知道学术界的运作情况。我还有幸能目睹系内每位成员的努力开花结果，十五位首届毕业生都投身社会，其中一位女生获取了博士学位，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任教，另一位则在电讯业中大展鸿图，各人对社会都有一定的贡献。与教职员代表和学生领袖的会面有点对立的意味，但他们并不是针对我，只是对校董会没有让教职员和学生加入遴选委员会有所不满而已。我记起那位加拿大新任大学校长有关订定目标，令大学更上一层楼的一番话，我强调必须建立健全的研究文化，以求提升学术水平。我必须矫正那些对我管治大学的行政能力的质疑。我刻意表明：“各位教师们都定必会对自己专业范畴内的成就而感到骄傲，我将竭尽所能，为各位缔造更大的发展空间，让各位在学术上更见精进，在培育学生上更有所成。” 现在反省，我当时未免过于理想主义，若被评为太天真并与现实脱节，也不为过。可是，我是生性如此。若说我天真，我会说只是太认真而已。你总不能说我未尽全力。在未来九年长的光景里，无论是与大学有关的人或事，我都从没有卷入什么密谋秘议的旋涡，招惹什么闲言闲语。我懂得怎样保护自己，那就是不知是谁在一首诗中说的：“我的忠诚就是我的盔甲。”忠于自我，令我在晚上睡得安稳，说话畅所欲言。

我飞返欧洲，参加余下的会议，却一心想着与家人团聚。回到美国办公室时，景况令我大吃一惊，我的新任命已先我一步传遍当地社区，隔天运抵的香港中文报章都以有关消息作为头条新闻，可是，我还未向上头请辞。我不无尴尬地约见上司，他却表现得十分雀跃。“恭喜你。你要离职，我们很遗憾，但你将有更远大的未来。ITT虽面对剧变，但已为你准备了其他连串计划，我们将怀念你，祝你好运。”

在候任的一年期间，是我和美芸的一段兴奋日子。未来六年的路已定下来，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安排以后的生活。我们的孩子都已大学毕业，并已投入社会工作。但要离开工作了三十五年的ITT，仍难免伤感。公司待我颇厚，尤其是高层每戮力向各知名奖项颁授委员会推介我的工作，让我在光纤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广获确认，所获的奖项可谓纷至沓来。我初获的多个奖项中，第一个来自费城的富兰克林学院（FranklinInstitute）。在庆祝宴上，我记得ITT 欧洲研究部技术总监比尔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年轻人，这只是头一个，你可得准备一下，其他的奖项将滚滚而来。” Alcatel 收购ITT 后，准备委任我为研究实验所总监，可惜我未能应命。无论如何，ITT 的经验至为可贵。在过渡期间，ITT 和Alcatel 给我的职责渐次宽减，令我有更多时间非正式参与中大的事务。ITT 的同事们给我举行了欢送晚宴，场面感人，令我泪盈于睫。美芸整晚提心吊胆，怕我情绪失控。的确，我把热泪忍得十分辛苦。

行将卸任的中大校长虽仍主持校务，但遇上影响及大学未来发展的决策，都与我商讨，对此我心怀感激。多位大学的高级行政人员更亲自来向我汇报校务，让我可以知悉大学的日常事务和新发展，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和调整期。但校董会主席没有让我在时机未成熟时知道大学要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他显然已知道，政府有意统一大学学制，时间就在我上任之后。主席曾暗示我先想想如何处理有关问题，并提示我要注意师生们对这问题的强烈反应。在离开ITT 和到中大就任之间，有一个三个月的空当。这时，无巧不成话，Bellcore 给我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差事。Bellcore 是ATT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颁令而成立的新公司。最高法院为防ATT 过度膨胀，垄断电讯业，要求该公司将业务分拆为七家公司。Bellcore 是这些人们昵称为小贝尔（BabyBells）的七家公司的联合研究部门，它的总监与我联络，邀我出任他的顾问。我与贝尔实验所及其研究与开发部的一些工作人员颇有渊源，但因为彼此是竞争者，素无来往。我欣然接受这份工作。研究总监知道我已离开ITT，并快将成为大学校长，故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才特地邀我出任这职位。我也欣然接受，众所周知，在贝尔实验所工作的都是一流的科技人才，我本是外人，现在却可亲身认识其研究文化和方法，体会是什么令这家实验所成为美国最受注目的研究机构。我有三个月时间深入认识实验所的研究人员，了解他们的目标和困惑，以及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分析管理上的种种问题。

这工作开拓了我的视野，对我日后成为技术顾问也有所帮助。在评估报告中我指出，研究总监在组织研究队伍时，须年轻才俊和富经验的领袖并重，他们在各自的专业范畴内都应是顶尖分子，但年轻专家们都应有创新的意念，他们的研究计划都需具有长远的发展可能。其后的发展也确是如此，所有具创意的计划都日趋成熟，可以推动公司大事发展。可惜的是，管理层得不到所需的庞大资金，不少计划都要中途放弃。看来，太多鸿图大计在同一时间推行也可能带来问题，必须审慎筹划才行。

结束Bellcore的顾问工作后，我和研究部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也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几位，我在数年后设立讯息工程学系时，聘为系内的教员。他们丰富的经验，大大有助于课程的改进，使学系的学术水平获得世界确认。现在想来，迁回香港的准备应该可以计划得周详些。在香港时我已知道，重要职位的招聘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其实西方国家的做法也差不多。一家公司如果要找一名行政总裁，通常都是先锁定目标，试探他转投的可能性，然后利诱他，说服他接受新职位。虽然公司会出招聘广告，但只有一个申请者肯定会获聘，尽管也许有其他人更适合这份工作。我早就应该知道递交申请书的结果，也因此在早几个月前就应该把我们的房子在房产高峰期时卖出，将我们的家私全送给别人，住进旅馆，无牵无挂地等待回港的一天。

可是，我们的房子是在我们迁出后几个月才卖出，那时房产价格正在下滑。还好，在卖出房子的三个星期后，房价才跌到了谷底。我们从没想过申请大学校长职位实如探囊取物，甚至完全忘记了申请这回事，事前全无预算。在1985年，我曾在德国史图加特的西门子公司做过一年工，我的儿子初出茅庐，仍住在家里。他能与我们同住，我很高兴，虽然他不算是个爱打理家务的年轻人。女儿明淇在新泽西的贝尔实验所工作，也在那儿定居。1985年冬回到美国，第一件事便是给美芸安排割除子宫瘤手术。这年圣诞，各散东西的一家人难得在家里团聚。但未来几年，我们还是要远隔重洋，各散东西。美芸手术康复，立即就要报读附近Fairfield College 的一个春季课程，她总喜欢不断进修学习。明漳受朋友怂恿，准备在1986 年秋季入Brown University，攻读电脑工程硕士学位。他获得学士学位时雀跃万分，曾严正宣布：“感谢上天，总算读完了。从此以后我再不要考什么试，我再不要读上去。”要不是友伴鼓励，我们身为父母的根本起不了作用，我得感谢他们。

在生活一切步上正轨之际，突如其来的转变令我不无忧虑，我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但中大方面时常给我电话、传真、邮件，甚至派专人到访，都减轻了我的不安，在正式就职之前，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大学的生活和事务。在一个明朗的秋日，我抵达香港启德机场，就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美芸和我在机上睡得安稳，准备好与前来接机的一众要人相会，他们包括副校长、教务长、秘书长、财务长和图书馆馆长。这是殖民地时期香港的官式礼仪，我们从头等舱座位起来步向过道，即有礼宾人员指引我们来到就泊在飞机旁的一辆汽车前。汽车把我们载到贵宾室，那里早有不少人等候迎接，尤其难得的是，那还是清晨时分。室内布置体面，有足够的沙发让大家都坐下来喝茶聊天。与此同时，已有人拿我们的护照去办过关手续。从贵宾室出来，司机已在等候，我们的行李也安顿在行李箱内。新闻媒体也来了，镁光灯闪个不停。就这样，我们翻开了生活新的一页。

校长府位于主校园对面的一个小山上，门前的车道，相信是香港通往私人住所最长的车道，守卫遥遥望见我们的车子，便打开门前铁闸，我们的管家也在迎候。他将为我们打点家务，并负责家居用品的添置。我们后来才发觉这安排有点不大方便，但当时我们只能接受为我们准备的一切，生活方式的突然转变，也颇令我们有措手不及之感。校长府是山上唯一的住宅，在林荫苍郁的半山，一不留神便察觉不到树木丛中的那条车道。只有一块刻上“汉园”二字的小石碑，标示附近有住宅。大宅建于20世纪60年代，属50年代加州式设计。楼下饭厅可容十六人同台用膳，旁边的客厅十分宽大，可供多种用途。我们时常邀请三十至五十位教职员和客人，或是整个学系的教员和家眷来进行各种活动。膳食多采自助形式，客人可随意在饭厅和宽敞的后园自由进出，并欣赏俯瞰大学校园的美景。花园的中心景点自然是那个鱼池。日本领事在房子落成之日曾赠予多条漂亮的锦鲤，红的、金的、白的，大的、小的，相映成趣，喂饲时众鲤一时汇集，翻滚追逐，蔚为奇观。如果不是事先有一年时间预为准备，了解大学的使命和行政程序，现在要发号施令，一定会乱作一团。睡过一觉起来，我已经有在家的感觉了。

我的首要之务是提升大学的研究水平，使其足以跻身世界顶尖大学的行列。我常向教学人员说，他们在回港服务之前，已经有多年从事研究和在知名大学工作的经验，应该足以向世界显示，在香港也可以取得同样的学术成就。我向他们保证，必尽力寻求捐助和资助，购置所需的设备和资源，以支持他们的研究。我深信教学相长的道理，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一位教师必须不断汲取新知识，才可以在教学上有出色的表现。出色的教学人员也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择善固执，欠缺这种素质的人，很难与时并进，勇攀学术的顶峰。正因他们有择善的智慧，有固执的自信，才能成为一位能推动学生，感化学生的教师。他们会承认自己也会有错，但不会轻易放弃理想，除非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行不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应感谢他们对增进人类知识的贡献。

我相信，大学校长的秘密武器，是具有洞察教学人员志趣的能力，并能善于与他们沟通。可惜的是，我不得不说，有些学者已失去进取的动力，总是在原地踏步。更糟的是，如果让这类学者盘踞高位，势将大大打击基层学者的士气，一个本应朝气勃勃的学系，如果由一个暮气沉沉的人统领，后果可想而知。让表现出色的教学人员保持活力，是推动大学不断向前的唯一良方。出任中大校长的九年期间，我相信我有两项优越的条件。其一是我有与顶尖人才合作的丰富经验，知道怎样鞭策和激励他们精益求精；我在光纤通讯业内的地位，也有一定的帮助；其次是我能常保持客观中立，不偏不倚，这也是我做人处世的宗旨，因此在处理问题时能顾及各方感受，无论与群体还是小众都能维持良好的关系，少有龃龉。

我的退休欢送会是一个感人的聚会。大家都为能克服困难，令大学成为一所获世界确认的学术机构而感到兴奋。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的主席说：“中文大学是一家建基于香港的大学，现在我们可以说，中大是香港的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学。”功劳应归于全体教职员，尤其是精奋日进的教学人员。我只是适逢其会，在中大锐意发展的阶段，致力并成功将大学提升至最高的国际水平而已。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多项改革，有些改革是强加于我们之上的，有些是由我们自己策动的，我有幸能得到四位副校长的扶助，是他们的无私奉献，令改革取得成效。四改三之争：以失败开始的胜利卓有成效的大学四年制，始于二十五年前中大成立之初，要一下子改制，颇令我有点措手不及。教资会建议，将中大所获的资助额与香港大学看齐，而港大行的是三年制，中学生需读两年预科，才能报考港大。看到这样的建议，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即时反应是：“教资会怎可以听任香港政府指使，统一所有香港最高学府的资助方法？这怎算合理？”我的质疑不算不合理吧。

我相信，这是一个愚蠢的官僚决策。统一学制，无异于扼杀了多元竞秀的高等教育，而一个多样化的教育制度，正是不少大都会地区所极力争取的。政府的做法，也许是为了增加大学毕业生人数，而三年制大学是比较节省成本的。要中大四改三的压力也有可能源自中学。也许可以这样说，支持改制的人自有他的理由。在改制之前，报考中大只需读一年预科，一家著名女子中学的校长说，她希望女同学们能在学校多留一年。她说：“预科同学是学妹们的好榜样，也是学校活动的好助手和领袖。” 但对我来说，我希望见到的大学制度，应该富有弹性，而不是刻板的千篇一律。对教资会的要求，我的反应是想方设法令中大在骤变中保持灵活性，同时保持对高素质和卓越的追求，无论是在我们的传统强项，还是在新的领域上。

其中一个方法，是将课程改为学分制，各个科目的学分由一分至三分不等，要获得学士学位，学生必须修满一百二十个学分。美国的大学和高等学府，都是采用学分制，多年来证明行之有效。这制度有很高的灵活性，而且可即时实施。学分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获得的资助会增加。一直以来，中大所获的资助比港大少，资源颇为紧绌。我向同事们实话实说，我向教资会所提的建议，必令其毫无保留地接受。我也向同事和同学们解释，中大并没有放弃四年制，简单地说，学生入读中大，可以采取任何进度学习，只要修毕一百二十个学分，就可以毕业。如果他们通过高级程度会考（A-level Examinations，我们给予二十一个学分以确认此学历）和达到指定的语文程度要求，平均三年就可修毕学士学位课程。这样，中大日后接受具有社区学院资历的学生，或其他大学的转移学分，以及配合未来可能的转变，也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随着内地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香港与内地的双向投资日见增长，生产总值稳步上升。与此同时，美国正陷入短期衰退，我们因此可以有能力聘请一流的教学人员。对我来说，大学学额的扩张无疑是及时之举。如果不是增加学额，让我有更多资源推动中大发展，新成立的科技大学恐怕就会把大部分的资源吸纳过去。在更平等的竞争基础上，我们建议设立新的工程学院，以及扩充和加强其他各学院。新工程学院将集中于电子工程和电脑科学，成为一个包罗广泛的电子工程和电脑科学研究中心。主要的知识范畴包括发展迅速的电子、电脑、系统科学和材料科学。新学院的成立，也可说适逢其时。我们将既有的电子学系和电脑科学系纳入新的工程学院，而讯息工程学系是其中首个新成立的学系。我们有幸能请来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最出色的工程学家出任院长。讯息工程学系也有幸能招纳在学术和工业实务上富有经验的人员执掌教席。他们大都是著名大学的毕业生，也在通讯和电脑业的著名研究和开发机构任职多年。物以类聚，能吸引他们加入中大，相信我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互相启发和衷诚合作，始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达到出类拔萃的效果。

在院长领导下，工程学院的地位足与世界各大学的同类学院争一日长短。作为校长，我也有了一个比较和量度的标准，推动其他学系向前迈进。多年下来，工程学院的所有学系都取得良佳的发展。

从成立新学院的经验中，我总结出的结论就是，人的素质是最先决的条件。我相信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协调能力。加州理工学院、柏克莱、史丹福、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科技研究大学，虽然都以一位教授指导多名博士生而取得杰出成果，但工业界以多名主要首席研究人员领导一组研究员，从事较广泛项目的钻研，也可作为我们的参考。工业界也已意识到大学研究的效率，如果作出适当的安排，大学也可助工业界一臂之力，在工业研究上担当一定角色。事实上，工业界已开始委托大学进行指定的研究。教资会推行的卓越学术领域计划，无疑有助订立学术与创新意念的新标准和成就指标。

另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为大学营造适当的研究环境，尤其是为从事外判研究合约提供条件。这样做，牵涉大学结构的适度调整，让适当的人才能留校多年，从事指定的研究项目，并利用他们的研究工具，推动基础研究的发展。大部分大学尚未缔造这样的环境，我们有必要跟上当前的需要作出相应的企划。在全速前进之前，我们可按部就班，在大学或一组大学中鼓励他们以跨学科研究计划为首要目标。中大工程学院的发展令我深受鼓舞。不过，那是经过日积月累才能达到的成果。第三个重要环节是，研究人员须检讨由大一学生到博士生的各级程度学生的教学和培训。他们是未来的接班人，必须有能力开拓新的知识和作出新的发明。从工程学院的经验，我深信学院同人所得到的满足感对其他学系也有一定的感染作用。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推动人们向前迈进的最大力量。

本文摘选自《潮平岸阔：高锟自述》，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版，镜相工作室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