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圳出走来的“华为系”创业者

 

因为成都男司机暴打女司机事件，一款名为“盯盯拍M5”的行车记录仪为人所熟知。这款行车记录仪就出自“为有视讯”团队。

周六上午十点半，夏日的阳光照进楼群，投射在灰白而空寂的背景墙上，上面写着“为有视讯”。CEO罗勇说，取这个名字是希望自己“来自华为，有所作为”。

罗勇团队是近年来“出走”华为的一支颇具代表性的创业团队，背景墙之外，一个百平方米大小的开放空间内，团队里十几个年轻人埋头在一堆电线、零部件和方便面之间，认真地写着程序，时而进行一番技术上的讨论。

“我们没有周六、周日，大家都是自愿来加班。”罗勇说，尽管离开“老东家”，但这里依旧延续着华为的“土狼”精神：集团作战、不屈不挠、奋不顾身、争取市场先机。

他们并非独行者。相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华为在职员工16万人，离职员工12万人。早在本世纪初，已有不少离职华为的员工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创业，创业领域遍布各行各业，一批优秀的企业犹如一支支华为“编外”军团，正在业界崛起，引人注目。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今已成为冀望带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之一。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记者走近这群“华为”创业者，记录这些“裂变”尝试的前世今生，并观察这些出走者如何激发创新活力。

“我们的时代来了”

【如果继续在华为，罗勇可以安安稳稳地工作下去，享受不错的生活，但他却没这样做。“在很大、很完备的一个公司内，无论你的岗位是管理层还是员工，每个人都只是公司很小的一部分。30多岁了，我想出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2004年，罗勇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硕士毕业时，扎根深圳、进入华为是那时大学生不错的就业选择。

“高大上”是他对华为的第一印象。随后几年，伴随华为全球业务规模不断扩张，罗勇也学习到很多国际化运营知识，这些工作经历让他充满感激。

“华为做的项目都跟全球各地同步，意味着你研发某个项目时，跟你一起讨论的可能是美国分部的人，而这些都是国内公司没有的。”罗勇回忆。

作为华为培养出来的“嫡系”员工，9年间，罗勇先后在华为经历了基层工程师、系统工程师，产品经理再到市场领域，最后还做到了不错的职位。在一般人看来，罗勇可以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工作下去，享受不错的生活，但他却没这样做。

“在很大、很完备的一个公司内，无论你的岗位是管理层还是员工，每个人都只是公司很小的一部分。30多岁了，我想出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罗勇说。

事实上，除了上述原因，促使罗勇离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他强烈感受到了中国正在涌现出的无限机会，VC（风险投资）和各种创业平台出现，创业门槛不断降低，已经没有家庭经济压力的他在2013年作出了创业选择。“一切信号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时代来了”。

隔着时空，很多事情变了，但有些东西似乎又没有变。尽管罗勇的这次“离开”对于他来说是人生的一个突破，但对华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这几年，华为已有很多高管和员工选择离职创业，放弃大公司的保障和稳定的生活，选择未知但有无限可能的创业之路。

这其中，“华友会”创始人俞渭华，以及O2O分发平台“葡萄生活”CEO杨维全就是颇具代表性的实践者。

21年前，已在陕西省计算机公司工作了一年的俞渭华，不安于一成不变的现状，只身来到深圳，加入了刚创立不久的华为。当时，华为才1000多名员工，俞渭华的工号为680。那时，在位于南山的深意工业大厦里，俞渭华还会经常遇到工号为单位数的初创大佬们。

尽管这家企业后来发展成中国的通讯巨头，但俞渭华依旧在2002年时选择了离开。用他的话说，“那时的深圳和现在很像，满世界都在谈创业，除了些许忐忑外，闻到的味道更多是兴奋和机会”。

在俞渭华看来，离开大公司，也许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困难，想创业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是因为有个梦想而去创业的。“他们不畏权威、挑战权威、颠覆权威，就想做一点更牛的事”。

也正因此，俞渭华认为草根创业者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由自主创业而自然发生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可能是中国经济转型最重要的推手。

这些观点，也多少鼓励了后来进行创业的杨维全。在杨维全看来，华为人很多，十几万人，规模很大，导致每个人的视角、眼光、接触的东西偏窄，有很多人不满足于当一颗“螺丝钉”。

“当时，和俞渭华他们一批出来的还有华为常务副总裁李一男，他出来做的‘港湾网络’引起很大关注，那时我们就觉得，自己出去也可以再造一个‘港湾’，我们也行，应该出来试一试。”杨维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