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30年，孵化器仍是个“孩子”

         据科技部火炬中心数据，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有创业孵化载体7533家，包括孵化器3255家、众创空间4298家。从1987年我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诞生至今，我国的孵化行业走过了整整30年，目前，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我国的孵化器都已跃居世界首位。

         成绩令人欣喜，但另一个数据同样值得关注。艾媒咨询《2016年中国孵化器市场发展概况》显示，2016年孵化器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的占16.7%，亏损状态的占9.6%，面临破产倒闭状态的占1.8%。

         行业极速扩张后，孵化器同质化竞争问题凸显，政策红利渐渐消失，入局者生存压力加大。

部分孵化器掉队

         说到孵化器存在的问题，张游瑀首先想到的就是“盈利模式”。作为重庆原道窝克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的CEO，他经常参加孵化器负责人的聚会，让他没想到的是，“今年拿到政府多少补贴”成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我国的孵化器从诞生伊始就和政府政策紧密相连，政府提供资金补贴和场地支持，对相关手续的办理也一路绿灯。但张游瑀发现，一些孵化器合伙人进入行业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想做创新创业的事情，而是一边拿着政府的补助，一边做着“二房东”。

         张游瑀算了一笔账：市场价格50元/平方米的地价，由于政策支持，孵化器团队能以30元/平方米拿下，再加上享受政府10元/平方米的补贴，成本其实只有20元/平方米，然后再以40元/平方米的价格招创业团队入驻，这样孵化器每平方米能赚20元。

         在行业早期，孵化器数量有限，采取“二房东”模式的很多。一旦孵化器变成了高级物业，它的经营压力就变成了招创业团队入驻，然后收取租金。随着孵化器数量增多，创业者渐渐不够用了，“它收进来的租金不能够覆盖孵化器本身运营的成本，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垮掉。”张游瑀说。

         祝孝林是一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亲历了行业的这种变化。祝孝林说，他们最早做的孵化器也采用了“二房东”的模式，刚开始还能有不错的营收。但后来，祝孝林发现这样的孵化器越来越难以盈利。“如果房子不是自己的，本身就面临着房租涨价的压力。一旦控制不了成本，很容易就做亏了。”虽然享受了政府的政策红利，但祝孝林发现同质竞争越来越多，单靠租金收益并不能维持运营。

         后来，祝孝林又尝试了众创空间。他记得前几年，当地政府对众创空间的扶持力度很大，给钱又给地，还经常帮助对接其它的孵化器进行合作。但尝试了一两年之后，他发现自己和政府的期望还是有很大差距。

         在他看来，一些地方政府的诉求是希望孵化器或众创空间能快速吸引项目进来，在税收上有体现。他说，虽然自己曾多次说明众创空间需要三五年才能有一定成效，但政府投资后往往希望短期内就看到明显成果。而且政府班子更换频次较高，政策的连续性、领导班子的理念差异都会影响众创空间的经营，“像在打游击战一样，没有一个沉淀和积累。”

         除此之外，孵化器对创业项目的“孵化”功能也被不断质疑。今年8月，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了《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受调查的海归创业者认为创业园区、孵化器等创新基地和平台对其帮助非常大的仅占比11.8%，认为帮助较大的占比15.4%，合计为27.2%，不足三分之一。

         “孵化平台最大的问题是奔跑的速度赶不上这些创新创业公司，所以必然会遭到创业者的冷遇。”随着“双创”的不断深入，盛景网联集团副总裁、盛景研究院院长陈勇最大的感觉是部分孵化器开始掉队了。

         这位从体制内出来创业的先行者，一直在研究创新创业服务，对于行业的变化有自己独到的观察，他认为一个好的孵化器就像一个“路由器”，可以帮助创业者对接各种资源，提高能力。而目前一个普遍现象是，孵化器“缺少赋能的能力或者成为‘路由器’连接资源的能力”。“孵化器自身不能创新，就必然被创新创业者淘汰。”陈勇说。

         北京中关村创客小镇副总经理、首席投资官徐柏冬也和陈勇有相同感受，接触了许多创业者，他感到“孵化器的需求量减小了”，创业者越来越理性。孵化器在挑选创业者，创业者也在挑选孵化器，“现在已经面临着市场洗牌的问题了，一些孵化器开始倒闭了。”

“未来的孵化器不在写字楼里”

         随着市场的洗牌重整，部分孵化器陷入低级孵化的“泥潭”，甚至被迫黯然离场；但也有一部分高歌猛进，并购、连锁并举，品牌形象深入人心，行业呈现两极分化趋势。车库咖啡、创新工场、创客小镇、盛景网联……这些孵化器逐渐赢得创业者信任。

         “要做品牌化和连锁化”，这是祝孝林总结的经验，而参考的对象正是北京中关村内一些孵化器品牌。有品牌背书、在资本市场有影响力、又有丰富的对接资源，祝孝林认为，中关村内的不少孵化器已形成全链条的创业服务，帮助创业者时“打的是组合拳”，这样的孵化器能生存得很好。

         全国高校创新创业投资服务联盟副秘书长张强认为，目前发展得比较好的孵化器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就是“品牌化连锁化”，典型代表就是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车库咖啡。

         “车库咖啡建立了一系列帮助创业者对接资源、政策的体系，真正关注点在‘孵化’。”张强表示，作为全国第一家以创业为主题的咖啡厅，车库咖啡的创业帮扶体系较完善，从技术到教育到投资再到盈利发展，各个环节都能为创业者提供帮助。

         “每个创业团队和项目都有个性化问题，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和发展。”车库咖啡孵化器北京公司总经理梁馨月说，车库咖啡内部有三级孵化体系，按不同的创业者需求进行了划分并提供相应服务，“了解创业者”是车库咖啡一直在做的事。

         据了解，从2016年起，车库咖啡就在全国各地布局设点。截至今年8月，车库咖啡已经在全国14个主要城市开设分公司。去年一年，仅车库咖啡中关村店就累计服务超过1000个创业团队。梁馨月透露，今年年底，将会完成全国20座城市的铺点布局。

         祝孝林认为，除了走品牌化模式之外，“小而美”的孵化器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他口中的“小而美”，指的是立足于当地资源，具有地方特色的孵化器，比如位于杭州梦想小镇的良仓孵化器。

         良仓孵化器是由几位阿里巴巴前员工一起创办的。其初衷是想“让创业不再孤单，让创业更加简单，让创业更加好玩”。“我们是合伙人店，我们每个场地都会有一个阿里系的人来做负责人。”前阿里第85号员工、良仓CEO郑迅达表示，良仓能够聚集一帮阿里系有经验有资源的人一起来做创业服务，这也是他们独特的优势。良仓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为初创企业对接政府、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资源时所收取的咨询服务费用。未来，良仓会引入更多的创业基金来扶持创业团队。他们还和浙江大学等高校合作开展创业实训营，从高校中选拔培养创业者。

         “现在市场上缺少一种‘母孵化器’——孵化器的孵化器。”陈勇认为，“未来的孵化器不在写字楼里”，“产业孵化器”会变成新的孵化形态，这种依托于传统产业，同时结合互联网新经济的孵化器更能为创业赋能。

         随着互联网进入“下半场”，陈勇发现，原有的所谓传统产业里蕴藏了大量创业和创新机会，大量的创业者不是以新开设公司的面目出现的，而是在传统产业中进行更新迭代的创新，“产业孵化器”能更好地帮助传统产业和互联网技术深度结合。

         陈勇表示，目前，盛景网联正在推进“产业孵化器”工作，同时，也在试水链接各个孵化器，助力资源共享。据他介绍，截至2017年初，盛景已经服务了3万多家中小企业，其中在新三板挂牌的接近1500家。

孵化器要和创业者共同成长

         今年7月，科技部印发《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十三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着力推动“优化金融服务，推进投资孵化融合发展”等九大任务，目标到“十三五”末，全国各类创业孵化载体达万家，企业研发投入超千亿，助推创业孵化由“器”之形转向“业”之态。

         “孵化器经过一次次洗牌，未来的发展一定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专利、品牌等知识产权为支撑，具备这样基础的孵化器才有可能走得更远。”广西知识产权发展研究院院长齐爱民认为，目前，我国的孵化器尚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想要“活”起来，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艾媒咨询《2016年中国孵化器市场发展概况》显示，目前，场地的提供仍然是孵化器基地的主流服务，租金收入和政府补贴仍在大部分孵化器的营收中占主要部分，各类孵化器平台仍在探索发展模式。

         张强做了许多年针对孵化器管理者的教育培训，对孵化器行业了解甚深。他认为，孵化器要主动成长，加强自身创业教育和孵化的能力，还要主动获取资源，让自己和创业者共同成长，“最好是形成多个孵化器的集群”。

         “越是聚焦，资源整合的优势会越明显，而且大家对它的品牌认知和对行业细分领域的认知能够关联起来。”在祝孝林看来，孵化器想要“突围”，一定要走专业化的道路，把细分领域的资源整合起来，这样才能做出特色。现在孵化器的盈利模式还是太单一，经营多元化是一个方向，经营者可以在创业服务的整个链条上多做一些尝试，来拓展更大的成长空间。

         郑迅达则提供了“新地产+服务”的方案，他更倾向于建立一个“智慧园区”，将书吧、咖啡厅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创业服务综合体，把创业者之间的信息壁垒打通，让他们有更多交流。

         “孵化器的功能想发挥更大，政府要整合资源。”张游瑀表示，孵化行业想要发展得更好，除了孵化器自身的努力之外，政府的引导扶持必不可少。他举例，在为创业者对接政府政策扶持时，常常要分散到政府的不同部门办理，这就大大降低了创业效率，希望“政府各部门能够把有关创新创业的职能和政策高效率地整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