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科大应启动对韩春雨的学术诚信调查

作者：甄大元
2016-09-11

写在前面：

河北科技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韩春雨博士，自2016年5月2日在《自然-生物技术》期刊在线发表那篇有关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的论文之后，经各类媒体报道后，一鸣惊人地迅速成为“网红”，旋即又一波三折地陷入争议漩涡。

学术界是如何看待韩春雨事件？韩春雨事件的核心是什么？国内某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学术带头人（PI）特别撰写了一篇评论。作者要求匿名处理，化名甄大元。

韩春雨

全文如下：

导读

一、韩春雨遭遇学术诚信和社会诚信双重危机。

二、双重危机的关键是学术诚信危机。

三、学术诚信危机的核心是论文“不可重复”。

四、工具性成果的“大面积不可重复”和“大幅度不可重复”导致这一危机尤其严重。

五、论文严重的“不可重复”仍然不等于“学术不端”，可能存在无主观恶意的误操作或者误判断。

六、韩春雨应该及时做出正面回应、以公布原始记录等方式主动自证清白，这是最好的自我珍惜和保护。

七、如果韩春雨不主动或不能平息质疑，所在学术机构应该按照既定规则和程序启动“学术诚信调查”，启动调查并不意味着宣告存在不诚信，清者自清，清者自佑。

八、新闻媒体不是学术诚信调查的主体，可以监督但不可越位。河北科大是学术诚信调查的责任主体、行动主体。

九、责任主体有义务向社会公开通报调查的启动、进程、结论、处置措施等情况。

十、新闻媒体可以通过新闻调查和报道等方式，对责任主体及其行政主管部门行使舆论监督、倒逼问责机制。

十一、学术诚信调查不同于新闻调查、行政调查、司法调查，但是都需要合规取证、尊重事实、坚守程序正义，“有罪推定”要不得。

十二、政府基于信任而出台的一些相关行动计划需要审时度势、控制节奏、及时调整。

十三、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在不久的未来，NgAgo的生物学机制有可能被进一步揭示。科学之外的干扰力量貌似强大，但阻挡不住真理之光，只能空留笑柄。

十四、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组成部分，学术诚信是科学繁荣的底线，必须加以捍卫。

十五、公众，媒体，相关责任主体，应该各就各位，对未来保持信心。

河北科技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韩春雨博士，自2016年5月2日在《自然-生物技术》期刊在线发表那篇有关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的论文之后，经各类媒体的热烈宣传，一鸣惊人地迅速成为网红，旋即又一波三折地陷入争议漩涡。

质疑起始于实验结果“不可重复”，事件演化的具体过程和时间节点，媒体已多有报道，本文不再赘述。

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生命科学发展至今，尽管已经可以相当程度的实现数据化、但是仍然难以数学化、难以完全以数学方式开展“纯粹数理性”研究，所以生命科学的大多数领域仍然是典型的“实验科学”。当然，在有些情况下，没有自己的实验数据的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已有的公开资料和数据，做出展望、分析、总结或预测，并发表论文。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那篇关于DNA结构的论文，后来获得诺贝尔奖，也许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杰出案例。伴随着基因组学的发展以及生物学与数据科技的融合，近年来生物信息学、计算生物学等“干法”生物学分支发展迅速，这些领域的研究者可以自己不做实验，而是利用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的公共数据库里的数据资源，开展相关研究。但是，大多数的生命科学研究报告（论文）是需要有报告者自己的实验数据支持的。这类研究论文，数据真实性是基本前提和应有之义，而且科学家不但要追求数据的真实性，还要追求数据的可靠性，通过进行多次实验并对数据进行规范的统计学处理和检验，来尽量减少不确定因素对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干扰。

回到韩春雨事件，这篇引发广泛关注的论文，是有关一种以NgAgo为核心的基因编辑新方法。以CRISPR为核心的基因编辑工具，自2012年公开发表以来被迅速运用到生命科学的多个领域，是一次方法学的巨大进步，有望获得诺贝尔奖。CRISPR之所以被“爆炸式”运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它的简单、便捷和高可重复性，如同分子生物学最常用的基因扩增技术PCR一样，它是典型的“用户友好型”技术。CRISPR技术的专利权也因此迅速成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和市场价值的核心知识产权，甚至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专利权纠纷诉讼。就在CRISPR风光无限之际，韩春雨发表论文，报告了一种可以在人类细胞中完成基因编辑的新工具，甚至效率及识别精度等关键指标优于CRISPR，所以，迅速“引爆”学术圈并成为公共媒体关注对象。

从专业角度来看，这篇论文是报告了一种高效率实现基因编辑的新方法，其“工具属性”大于“理论属性”。对于这类工具性和方法学的研究论文，可重复性更是“命根子”。旋即，“命根子”却遭遇严峻挑战。该论文发表仅仅一个多月之后的六月初期，出现了不可重复的疑问，到七月底，发展成“大面积大幅度”不可重复的局面，疑问升级为质疑。

什么是实验的“可重复”？就是实验数据可以由发表者之外的同行，按照论文中描述的条件，再现实验结果。或者说，就是实验结果的“异地、他人”再现。而良好的再现，不仅有“质”的要求、还有“量”的要求。也就是说，不仅可以再现那个“现象”，而且应该达到或接近那些“速率、效率、收率”等数量指标。对于基因编辑这样子的工具性成果，其实不仅要求在原条件下再现，还最好是在扩展条件下可行。必须再次科普一下如何评价一项技术的优劣：在实现同样的功能的前提下，越简单的技术越高级，而不是相反；越好的技术，对约束条件要求越宽容；鲁棒性（robust）越好的技术越受用户欢迎；可扩展性越好的技术应用范围越广、影响力越大。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技术，对实现它的外界条件极度敏感，稍有一丁点儿差异就会导致完全失败，那么，这样子的技术太脆弱，病怏怏地，没有什么价值。回顾一下CRISPR的快速普及历程，不难看出其简易性、可重复性、鲁棒性、可扩展性的巨大威力，例如，其应用对象从初始报道的酵母和哺乳动物细胞，迅速扩展到细菌、线虫、蝴蝶、斑马鱼、小麦、马铃薯甚至蚊子，其编辑对象也从“基因组”扩展到“转录组”甚至“表观组”。当然，不可能要求一个课题组在一篇文章中解决掉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学术共同体可以通过竞争或合作，共同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和完善，各自做出贡献，这个局面的出现，丝毫不削弱核心知识产权的价值，反而可以推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社会，也是人类社会及学术共同体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但是，达到或接近这一理想状态的前提是：学术诚信！大家都不可以在发表的论文上作弊。只有这样做，才能最佳地平衡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关系。

所以，精确地说，韩春雨博士这篇论文不是遭遇了一般的危机、而是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危机严重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大面积不可重复”，就是在“质”的维度上，大多数实验室的科学家不能重现NgAgo的基因编辑活性；另一个是“大幅度不可重复”，就是在“量”的维度上，按照韩春雨博士论文中的条件、甚至调整优化后的条件，可以实现的基因编辑效率近乎零，是“doesn't work at all”的状况，与论文中报告的效率相差甚远。要知道，基因编辑方法的效率是“命门”啊！比如说：CRISPR并非“开天辟地”的工具，在CRISPR之前，就有ZENF、TALEN等工具，然而在便利性和效率这些“量”的维度上，CRISPR更加优秀，方才异军突起。

如果在既定条件下，NgAgo可以实现基因编辑，但效率远低于CRISPR，就不一定能够在高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发表了也不一定受到业内的如此高度的重视。也就是说，这篇论文之所以引起很大反响，不仅仅是因为它报告了NgAgo可以完成基因编辑（质）、更是因为它报告这个工具的编辑效率很高（量）。

所以，对这篇论文的重复，也是有这两个维度的要求的。如果真的存在所谓“前瞻性造假”，那么，质的前瞻容易实现，而量的前瞻就相对困难。进一步地说，假如出现了以下情形：“他证”证明那个NgAgo可以完成基因编辑，但是其效率大幅度低于韩春雨博士的报道，即“质”的角度证实、“量”的角度证伪，难道这篇论文就不存在作弊嫌疑了吗？上帝会撇一下嘴角说：还是作弊了；大多数人（包括现在的质疑派）会说：不会是作弊吧；极少数人会咬紧嘴巴咽下那口闷气。所以说，如果真的存在所谓“前瞻性造假”的话，其实，差一点就成功了。

回过头来看，这个NgAgo在论文报道的条件下，还真的“不好使”，不会是NgAgo这个蛋白质分子自己“闹情绪”吧？难道它不愿意像木心老爷子说的那样“你认真的勾引，我认真的失身”？还是因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愤怒”？亦或是敌对势力通过“幽灵般”的“量子纠缠”遥远距离实施了干扰？前沿科技还真的接近巫术了？当然，这仅限于调侃，毫无证据，只不过为了开开脑洞，顺便捋一捋逻辑。看来，科学也的确不那么简单，贵圈还真的与娱乐圈不一样，玩的可不是套路和情怀、玩的都是满满的高智商啊。

有一种辩护性的说法是：这个技术还不稳定、需要优化，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因为在那篇论文中，关键的数据都已经声明是三次实验的代表性情况。那个时候怎么能够连续稳定呢？难道也不稳定，是多次数据之中筛选出三次数据？那也是作弊啊，那叫人为地“控制数据”。

危机还不仅限于学术。进入七月末，一方面，在学术诚信危机浮现之敏感时期，韩春雨博士对争议的回应出现滞后、失信等瑕疵，也表现出拖延敷衍之迹象，进而招致了进一步的怀疑和道义谴责；另一方面，在争议中韩春雨博士还连续地获得各种荣誉、奖励和资金支持，引起了社会关注和公众异议，甚至激发了部分质疑者的愤怒；导致责任人（韩春雨）和责任主体（河北科大）出现社会诚信危机。学术诚信与社会诚信双重危机跌宕起伏、引发舆情发酵。质疑阵营夹杂着极端化的过度怀疑与有罪推定等语言暴力，挺韩派则充斥着着无知的保密论与愚昧的阴谋论。

让我们再次回到学术本身。自6月中旬到7月下旬，全球各实验室的NgAgo的重复性验证陆续传来坏消息，论文重复性危机愈演愈烈。论文结果的“不可重复”可以表明“他证”证明失效，大面积、大幅度不可重复更是近乎“他证”证伪，这种状态意味着出现“学术不端”嫌疑。但是，并不等同于已经认定存在“学术不端”，因为可能存在无恶意的误操作或者误判断。

怎么办呢？按照通常的学术规则和学术伦理，论文作者、特别是约定的责任作者（通讯作者）应该做出正面的和诚恳的回应，并主动开展“自证”，以便揭示真相并自证清白。这些“自证”措施包括：

首先应该公布原始记录和原始数据等资料，以便专业同行人士检视、质疑和研讨。除了常规的手写实验记录之外，分子生物学研究还会产生不少电子记录。分子生物学的很多实验需要生物技术服务公司的外包服务，一般情况下课题组会有相对固定的服务商，在服务供需双方之间特别容易产生原始的电子文档。例如，引物设计一般采用电子邮件向服务公司提交，测序结果由服务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反馈。所以，有没有设计过那些质粒、有没有完成过那些测序，是很容易自证清白的。特别是，凝胶自动成像仪一般配套有专门的计算机，大量的图像文件会形成完备的电子档案，每个文档属性中对成像事件的记录是精确到年月日时分秒的，对于同行们提出的论文中电泳图涉嫌人工PS修改的疑问，可以通过公布这些基础档案，直接给予回应，甚至可以说是回击。

其次才是在公开邀请第三方监督下，重复出实验结果。逻辑上，可由本人或者本人指导他人，实现“本人本地重复、他人本地重复、本人异地重复、他人异地重复”等几种方式中的一种。在质疑声中，证明清白，是最好的自我珍惜和保护。一个视“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不急功近利”的青年俊才，怎能会不珍惜荣誉呢？

为什么说，这个重复实验的办法不是首选的办法呢？因为科学研究的竞争，是特别讲究时效性的，首创是科学家极为重要的荣誉。竞争之激烈，可以从几年前的CRISPR竞赛中看出端倪。詹妮弗杜德娜和卡彭蒂艾合作，在《Science》上发表了CRISPR的开拓性论文，这篇论文是于2012年6月8日交稿，2012年6月20日接受，2012年6月28日在线发表，2012年8月17日正式发表，这一重大成果的首次发表，奠定了其“基因编辑两大女神”地位，更是其诺奖呼声至高的根本缘由。而号称“基因编辑小王子”的张锋，他首次实现CRISPR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编辑的论文发表在《Science》上，于 2012年10月5日交稿，2012年11月12日接受，2013年1月3日发表（同日同期还有Church的相似论文），以上时刻，记录和证明了张锋在论文发表方面的领先（专利另论）；詹妮弗杜德娜的CRISPR编辑哺乳动物细胞的论文发表在《eLife》上，于2012年11月15日交稿，2013年1月3日接受，2013年1月29日发表。与张锋比，发表在同一个月、只相差26天，但詹妮弗杜德娜却失去了这个首创荣誉，两位科学大咖之间的竞赛激烈程度可见一斑。之所以这么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日期，是让大家体会一下什么叫科学竞赛，什么叫日新月异。也让大家感触一下科学家之间竞争的“惨烈”程度。

如果不等到完整的实验做完，根据预先估计的可能出现的结果和数据，撰写论文并抢先发表，之后，再实现或者改进它，这也是一种学术作弊。采用这种恶意竞赛手段来争抢优先权，其风险是，如果事后的真实情况与事前预估计情况有较大差异甚至完全不符合，就会露出学术作弊之马脚；其收益是，如果事后的真实情况与事前预估计的情况出入不大甚至完全相符，能藏得住马脚，就可以不正当地抢到优先权和首创的学术荣誉。

所以，韩春雨事件的自证，首选是公布原始记录和原始数据，次选才是监督之下的再次重复实验。这样可以方便他彻底自证清白。

责任人不积极回应，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因为该成果已经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关注，所以远不同于一般性的成果和论文，按理说应该触发责任人所在学术机构做出行动，河北科大应该依靠业已建立的学术委员会等相关学术组织，遵照相应的章程和制度，以正式会议或者书面告知等确切的、可记录存档的规范形式，提示、促动、监督相关责任人进行积极回应。

必须指出，在相关人不是完全的自由职业者、就职于大学等科研机构的情形之下，所在机构既是责任主体也是行动主体。事实如何呢？应该的行动者有所动作吗？同行和公众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

这又该怎么办呢？稍安勿躁，8月2日，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向责任作者韩春雨博士及所在机构公开“喊话”，这可是一次令人脸红出汗的喊话啊。为什么CRISPR新技术出现后，没有人追着作者詹妮弗杜德娜或者张锋要求公开论文相关原始数据呢？是因为几个月内，CRISPR被大部分的追随者成功地重复，而且不断地有成功的扩展性发展，也就是说，CRISPR出世后，在科学和技术维度上得到了很好的“他证”，无须自证。

当然，正能量地看、换个角度看，这也是公开地给了当事人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俗话说得好，真金不怕火炼、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当时确实是没有“控制数据”、更没有“捏造数据和ps电泳图”，面对质疑，为什么不公布原始记录、原始图片、原始数据？

怕泄密？错！你要发表论文，就必须公开、就不能保密，你当初可以选择只专利不发表，或者不专利不发表、作为秘密技术自己玩。这是有案例的，例如，号称CRISPR女神的詹妮弗杜德娜，其实通过其关联公司申请了MpAgo在基因靶向及编辑方面的专利，但是并没有发表相应的论文，在2016年4月（早于韩春雨在线发表的NgAgo论文不到一个月）的论文中也不谈这个MpAgo的基因编辑相关内容。不少公众在这个细节上略显糊涂，有必要在此多解释几句。如果是有商业价值的科学发现或技术创新，一般是采用先申请专利再发表论文的办法，来解决信息公开和利益保护的冲突。专利是知识产权的重要形式，专利要求新颖性、实用性、公开性，而且“三性”当中的公开性，还特别强调充分公开，如果公开不充分，反而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专利纠纷中输掉官司。韩春雨的NgAgo，是有专利的，专利申请于2015年12月21日，论文在线公开发表于2016年5月2日，已经做到了先专利后发表，怎么会出现“泄密”一说？所以，不可以拿“担心泄密”当理由而拒绝公开相关的原始记录，又没有让他公开未发表专利的其它研究的原始记录。

必须指出，如果当事人果真无辜的话，这几乎是个最后的机会，而且它不是无限期存在的，是有窗口期的，是需要珍惜和及时抓住的。同时，自然杂志社编辑部的这次声明，不仅是对作者喊话，也是对当事人所在大学的直接提醒。然而，略显可惜的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专业同行和公众并未得到他们期待得到的官方回应，8月初所谓的“一个月内以适当形式……”这一说法在最近也出现了“乌龙”、缺乏官方正式确认。

一般人难以理解河北科大的沉默，也许你们有难言之隐？例如：担心没有核查能力、无法判断真伪？这个心理负担大可不必有，之所以反复强调你河北科大是主体，是因为你占据着独有资源“合法性主体资格”，急得一些媒体和公众恨不能取而代之。只要由你主导和启动调查，如果自身的教授团队缺乏专业判断能力，可以请外部专家，也可以结合网上众筹集智式的公开研讨，这也算是遏制学术造假的路径探索。再例如：担心韩春雨博士不配合？这根本不影响，只要调查主体合法合规，调查程序合法合规，调查过程公开公正，当然可以下结论。这个逻辑简单极了：他证证伪前提下拒绝自证，就等于学术不端。在司法判决中，难道“零口供”就不能宣判，就只能“无罪释放”吗？

河北科大应该启动这个调查。如果对韩春雨的清白有信心，更应该早一些启动调查，早一天做出和公布结论，这是对人才的最大支持，对韩春雨的最大保护，如果能官方身份宣布韩春雨不存在学术诚信问题，岂不比韩春雨自己宣布权威得多吗？如果万一韩春雨涉嫌作弊，岂不是可以及时处置，防止了个人丑闻向机构丑闻的蔓延传染？哪一种结果都是河北科大的胜利，功不可没啊！更重要的是，这是基本职责啊。所以，事关重大而迟迟不尽职尽责展开行动，将会有失职渎职之嫌疑。甚至，如果明知有问题还遮遮掩掩包庇纵容，岂不遗臭万年？当然最后一种可能性，应该接近于零。

当然，没有公开发表声明，也不一定意味着没有开展调查，也可能河北科大已经悄悄开展调查工作。所以准确地说，至今为止他们没有公开地、正式地、明确地表示启动调查。不过这种沉默，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既然该学术事件已经演变成超出学术共同体范围的、引起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社会事件，公众知情意愿高涨。那么，在不影响调查取证的前提下，责任主体有义务向公众陆续公开通报调查的启动、进程、结论、处置措施。这样做也可以避免违背校务公开的原则和制度规定。

然而，直至今天，大家期待的“一个月”过去了，那只靴子依然没有落地。学术诚信调查不行吗？媒体记者“挖料”能力很强啊！接下来怎么办？

错！新闻媒体不具备学术诚信调查的主体资格！所在大学是责任主体和行动主体，这是因为，科学是典型的“术业有专攻”领域，学术的事情只能回到学术圈来解决，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科学的归科学。

公众和新闻媒体有劲儿使不上吗？不是的。社会的关注就是力量、媒体的调查报道就是压力。如果责任主体不积极履行责任，媒体可以通过新闻调查报道等方式，对河北科大及其行政主管部门，形成舆论压力、行使舆论监督，推动责任主体的行动。切不可以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不尊重程序正当性，为了追求一时间的快意恩仇，非法取证，超越学术本身，以道德审判的方式实施“学术私刑”。需要坚守“疑罪从无”的原则，尊重“主体资质”，各就各位，并保持质疑的优雅。

况且，一个真正讲究契约精神的法治社会，其公民还应该有如下的心理承受力：宁可漏掉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疑罪从无”不是体现了宽容、而是承载着我们为了法治精神，宁可忍受实质正义的可能损失、也要坚定地恪守程序正义的一种勇气和担当。

坚守良知和诚信者，无须悲观。退一步讲，即便是万一韩春雨事件之中存在着科学之外的干扰，这些力量貌似强大，也许翻手为云覆手雨，但是，乌云遮蔽不了太阳，科学终究要前行。其实，科学说起来倒也很简单，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

科学的问题最终会由科学来解决。再次回到学术上，从生命科学本身看，该论文不仅是利用NgAgo实现基因编辑的实验结果不可重复，其论文中声称该NgAgo引发了宿主染色体靶向位点的DNA双链断裂，也缺乏事实依据和理论依据。例如，CRISPR工具包中的SpCAS9蛋白有1368个氨基酸，它所形成的三级结构中，有两个可以对向切割DNA单链的活性位点（刀刃），所以，在向导RNA的引导下，这个SpCAS9蛋白可以结合到指定的DNA区域，并利用两个“刀刃”的同步切割，完成双链断裂，所以号称“基因剪刀”。而NgAgo只有887个氨基酸，只有SpCAS9的一半左右，结构预测表明，它只存在一个可以切割DNA单链的活性位点，它是“单个刀刃”的（韩春雨博士的体外实验也印证了这一点）。随着结构生物学的深度介入，NgAgo能不能在体内造成双链断裂等生物学真相很快就可能被揭示，届时，水落石出。

河北省的产业结构陈旧、转型升级压力巨大，培育新动能的需求更加迫切，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对科技事业和创新驱动发展的热忱期待，不可不谓情真意切。

当然，河北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等有关政府部门，在韩春雨博士一鸣惊人之后，制定了建设基因编辑中心等等相关行动计划，这些计划都是以信任为前提、以抢抓机遇为前提的，尽管论证不够审慎严谨，然而也算是用心良苦。但是，在质疑之声渐高之后，就需要审时度势，控制节奏，优化方案，择机调整，切不可一意孤行。如果能够这样做，不仅不会导致“颜面扫地”，恰恰相反的是，在呈现了对创新的殷切期望、对人才的万般呵护之后，可以再一次彰显政府和领导的睿智和担当，在一件事情上能够赢两次，何乐为不为呢？

“不急功近利”的韩春雨博士，不可重复未必是恶意作弊，在整个事件之中，你是最为心中有数的，请抓紧时间积极主动证明自己，从而捍卫自己的声誉，继续享受科研这种很好的生活方式。

其实，做为科学家同行旁观这个事件，内心可谓五味杂陈，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想象出你在初步确认NgAgo时的激动程度，也理解你面临竞争、“可能再次被scoop（抢先）”时的的恐惧和焦躁，搞科研有时候真的很苦的，祝愿你能够自证清白实现剧情大反转。如果万一此事件被证实存有学术不端，那还真是十分惋惜的，从专业上讲，在荷兰Oost教授的高温下才能工作的TtAgo这个工具的基础上，提出重新从自然界挖掘功能类似但是可以常温下工作的新工具，这个思路是很好的，岂止是很好，简直就是精彩绝伦！应该沉下心来以正确的方式参与可能的竞争，真不应该刀走偏锋，因为其实直至今天，仍然没有看到有类似的文章发表，看来其他科学家还真的是没有你聪明，有时候，是自己被自己吓着了。对于科学家而言，学术声誉远不同于其它的东西，它如同人的生命一样，几乎是一次性的，需要倍加珍惜。但是，规则必须冰冷严酷，与当事人是否是才子无关，一旦坐到俄罗斯赌盘上，愿赌服输也算是翩翩君子风度。

“兴业尽责”的河北科大，也不要过度担心，万一证实存在作弊行为，也并非是你机构作弊；特别是，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韩春雨博士只是无意中失误的杰出人才，那就更是给韩春雨博士的最好保护。无论是哪一种可能，只有迅速行动、严格调查、公正处置，才能在全球关注的聚光灯下证明自己的操守和公正，问心无愧地“意气风发”。（注：“兴业尽责，意气风发”是河北科大的校训）

好奇而又恪尽职守的媒体人以及公众中的热心关切者，在继续报道关注、继续监督批评、继续围观评论的同时，请克制自己的急切，质疑派要保持优雅、支持派应回归理性，让科学的回归科学，给真相一点时间，让子弹飞一会儿。

总之，学术诚信调查是对韩春雨的最好保护，也是河北科大的应尽职责。必须捍卫学术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