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首位卡尔·萨根奖得主郑永春

 

　　作为嫦娥探月工程的科研人员之一，郑永春一直从事月球与行星地质和环境的研究。在兴趣和责任感的驱使下，他自2004年开始科普创作以来，在科学传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些年，郑永春不仅经常在中国科技馆、北京天文台和大中小学做大量科普讲座，还在各类科普杂志和公共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科普文章，科普著作《飞越冥王星》也即将出版。

 

 

　　“我们的社会对科普有大量的需求。举例来说，全国几乎每一所中小学每年都需要做几次科普报告，每一所大学都会有科技节，每一个科技馆都需要科普报告，各大媒体也都需要大量科普文章和视频。在中国，这些事如果科学家不做，谁来做？”郑永春说，“虽然商业机构也会承担一部分功能，但他们是出于商业获利考虑的，达到的社会效果也不一样。我们的社会非常需要一个公益的科普力量。”

 

　　对于做科普这件事，郑永春乐在其中，“只有经常做科普的人才有体会，我研究的内容讲给其他人听，他们会感兴趣、受启发、有收获。这些科普活动社会有需要，个人能做到，只要做了就会对社会有贡献，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这就是其中的乐趣。”

 

　　与此同时，郑永春也表示，青年科学家会遇到不少现行科研体制下阻碍科学传播的现实障碍。“很多科学家虽然口头上说科学传播重要，但内心深处仍是不屑的。科学家和部分公众也认为科学家应该专心做科研，做科学传播势必会分散做科研的精力，有些不务正业。”他说，“同时，青年科学家正处于学术成果积累，个人职业发展的上升阶段，而从事科学传播并没有被纳入到学术评价体系中，并不计算‘学分’。”

 

　　郑永春指出，科学传播是科学家的责任和义务，一线科学家应该成为科学传播的主力军。在国外，优秀科学家往往也是热心科学传播的领导者，例如，《暗淡蓝点》的作者、太空探索领域的卡尔·萨根，《星际穿越》的作者、天体物理领域的基普·索恩等，著名天文学家霍金等等。公众理解科学，科学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科学在公共生活中的缺位，则将阻碍科学的发展，比如中国科学家在转基因科普上的缺位，已经导致公众舆论被情绪左右，甚至影响到国家政策和正常的科研活动。

 

　　如何改善我国科研工作者缺乏动力投入科学传播的现状，也是郑永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科普工作在大多数单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现有的专职科普队伍没有得到应有的激励，士气普遍不高。”他说，“大学和科研院所都是由管理、科研、技术、辅助等多种人员组成的，建议主管部门在政策制定和人才遴选方面要公平对待，将科学家做科普的贡献计“学分”。唯GDP是举会让经济和环境付出代价，科研领域唯SCI论文是举同样也会导致科研领域的急功近利，需要尽快加以改革，实现考核指标的多元化。”

 

　　郑永春还提出，应当简化科普团体的设立程序。只有科普团体大发展，才有科学传播事业的大发展。此外，针对部分青年科学家有心做科普，但缺乏必要科学传播技能的现状，有必要帮助他们提升与公众交流和媒体接触的能力。

 

　　“科学传播要针对受众需求实现精准供应。我国的科学传播工作长期忽视受众需求，没有对受众的需求做准确分析，导致传播效果不佳。”郑永春说，“即便是同一主题，也应根据受众的接受能力和兴趣特点对科学传播内容和风格进行相应调整，这是提升科学传播效果的关键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