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后现代学术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吗？

 

       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Mark Carey是俄勒冈大学历史学副教授，最擅长的领域是：环境史、科学史——这或许是新史学大潮在过去十年最热的研究领域了。当然与其他种种人文学科一样，在这些方兴未艾的新领域中，学者们的天马行空，不知到底是理论太过高远，与现实社会脱节，还是看似曲高和寡、阐幽抉微，实则有帝师亚父般的“隐微教诲”。

 

       此篇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广泛的猜测：这又是一篇“索卡尔式”的诈文吗？

 

       索卡尔阴影下的后现代学术圈

 

       据作者辩称“女性主义冰川学”并非索卡尔事件那样的诈文，但1996年索卡尔事件无疑给人文学界带来了持续性的影响。1996年，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阿兰·索卡尔向杜克大学旗下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期刊《社会文本》投递了一篇投编辑之所好，但内容纯属胡编乱造的“学术论文”——《跨越界线：通往量子引力的转换诠释学》。文章经过审核登载在期刊上后，索卡尔立即宣称这篇文章乃是毫无学术含量的大忽悠，唯一价值就在于试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学者们是否真的了解他们在干什么。

 

       索卡尔的诈文一方面引起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社会主流意见人士（一个被后现代学者们“呵呵”的词汇）和相当数量学者声援，另一方面以《社会文本》为中心的后现代学者们也做了相应的辩护，其核心内容是：我们搞的这个后现代，一般人不懂的。

 

       而索卡尔事件之后，类似的诈文并不少见，其内容横跨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比如，2016年以著名哲学家阿兰·巴丢命名的期刊《巴丢研究》撤回了一篇由Benedetta Tripodi撰写的名为《本体论、中性和力（不）成酷儿》的文章，理由当然因为这是两名法国哲学家假Tripodi之名炮制的胡说八道——也许，就算是专业学者也不一定能分辨出Tripodi和巴丢到底谁在胡说。而近几年风靡一时的开源期刊因缺乏专业编辑把关，成为了学术垃圾生产的重灾区，其中的“索卡尔式诈文”更是百花齐放。

 

       当然，人文学科在对于批评理论的“病态”滥用，或许是比索卡尔诈文本身更可怕的存在。事实上，无论是后现代主义学术还是文化研究，都浸染了太多以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酷儿研究等“批判理论”为底色的学术倾向——而这种学术倾向在近20年来愈来愈变得：理论悬空、立场预设、语辞晦涩、讨论闭塞。

 

       早在十余年前，耶鲁大学文学系巨头哈罗德·布鲁姆就抨击说：“为什么恰恰是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的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呢？”

 

       曾几何时，批判理论以其凌厉的方法论和洞若观火的穿透力，将传统学术所粉饰掩盖的问题一一揪出，并启发了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在内的诸多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各自领域借助批判理论，生发出新的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可1980年代以后，以英文系为中心的批判理论开始遭遇瓶颈——或许是出于学院对社会议题的隔膜和疏远，或许是批判理论的经验研究逐渐流于用老思路套新课题的标准化操作，或许是过度生产的学术论文已把大部分显而易见的学术问题消耗殆尽，批判理论开始走向从理论到理论，从术语到术语，从智力体操到智力体操的自我重复。学院文章将那些并不难懂的意思，包装在了复杂精巧的学术语言中，再辅以一两个时髦的概念，浮光掠影般地用某个新兴的概念点缀一番，一篇论文、一本巨著便新鲜出炉。

 

 

        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学术并无法通过严谨的实验、坚实的数据、可重复的结果等“相对”客观的方式来去伪存真——人文学科的优劣真伪，很大程度是仰仗同行评议（peer review）来判断高下，人们无法通过数据或是实验来“验证”人文学者学术成果的成色。而当某个学术群体成为某种利益共同体之后，无论是普罗大众或是其他领域的学者，很难有直接有效的途径去确认这个“学术共同体”是金玉还是败絮。

 

       当这个“共同体”已经有了自身的学术交流话语、学术共同利益，却又没有直接可靠的评价体系来制约之后，“学术共同体”这个本该将真理越辩越明（对不起，真理一词又触犯了“后现代”所大力鞭挞的真理逻各斯）的圈子，就变成了一个如刺猬般热衷于自我保护、将他人屏蔽在圈子之外、充满了迫害妄想症的“利益共同体”。马丁·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在古典学界、语言学界和历史学界被认为错漏百出的学术著作，却被一班左翼文化学者奉为圭臬和经典，只是因为这本书高度符合了“去欧洲中心论”的政治正确，只是满足了以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为中心的学者们经常带有的“对白人文化的自我仇恨”，只是高度满足了文化研究学者对第三世界和非基督教文明的想象与好感。

 

       虽然《黑色雅典娜》被传统学界嗤之以鼻，但并不影响其在后殖民后现代主义圈子里的国际传播，尤其是在对古典学和中东研究了解甚少的中国，《黑色雅典娜》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学者了解西方文明起源的不二经典，而其后的推手，不出意外地是那些擅长后现代理论话语的学界大佬，而细读他们的文章，也不外乎就是“批判理论老三篇”：西方文明并不高明、西方世界的成功源于对亚非拉的掠夺和借鉴、西方要完。

 

       躲在象牙塔温室中的“主义”

 

       代际更迭，批判理论和后现代学术变得只能谈理论立场、无力谈实际问题。人们越来越不重视学院学者的观点，而学者们也越来越满足于自身无比精致繁复和政治正确的精英主义表达立场。学者们貌似为民间疾苦大声呼喊，其实与底层大众貌合神离，后现代、批判理论完全成为小圈子的孤芳自赏和自娱自乐。

 

       比如1980年代以前的女性主义研究，其伴随着妇女平等、平权的解放运动，将社会实践、社会关怀与学术研究、思想探索相融合，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但到了20世纪末期，各种分支细碎、诉求诡秘的女性主义纷纷崛起，什么亚马逊女性主义、丝绒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神学，简直目不暇接。这是一场“主义”的盛宴，一个名词排列组合的集市——虽然每种××女性主义都不乏理论合理性，但过度繁杂的理论分流、诉求混乱的社会呼吁、被无限放大的个别极端言论，所有这些使得很多××女性主义不仅没有成为追求性别平等的神助攻，反而成了为直男癌提供反驳口实的猪队友。面对现实社会语境中的酷暑严寒，学者们精心培育的理论，完全无法脱离象牙塔里的温室——所谓的社会实践，只不过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

 

       但随着以文学系为核心的批判理论逐渐衰落（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或许是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于2002年正式关闭），原来的批判理论重镇已经被各个传统学科（如社会学、法学、人类学）所充分吸收，而借助于各大学科分支原本深厚的底蕴，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实证研究开始逐渐找到理论与实践的平衡。虽然玄而又玄的后现代绕口令依然层出不穷，但是纯粹空对空的理论沙盘推演已然风光不再。

 

        当然，而今我们看见像“女性主义冰川学”这样不知道是真学术还是假文章的后现代术语出现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想起阿兰·索卡尔那充满叛逆色彩的学术朋克，或许这正证明了“索卡尔事件”本身的社会价值和对所有学者们的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