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山寨到创新 创新势能正在积聚

 

　　上午10点，厨师老张准时敲开了北京一家普通公寓的门。今天中午，这间公寓里有一群年轻人聚会，他们提前在老张所在的爱大厨App上下了订单，选择预约老张上门做菜。

 

　　下单时，客户已经填好了吃饭时间、住址、菜品和口味需求，同时请老张免费代买食材。老张与客户联系确认后，特地提前了一个半小时上门。进门前，老张套上鞋套、换上厨师服，然后开始进厨房忙活起来。过了一会儿，厨房开始飘出香味。老张把菜一盘盘端出来放在桌上，然后返回厨房，将灶台打扫干净，与这群年轻人告别，并将垃圾带走。

 

　　在北上广深四座城市，这样的情景，平均每天要发生3500次。在爱大厨这个国内第一家专业私人厨师上门的服务平台上，有5000名厨师随时等待召唤，为130万注册用户上门服务。

 

　　爱大厨（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大厨）成立于2013年末，App在2014年下半年上线。

 

　　“在爱大厨之前，我们做过家政O2O项目，发现很多客户都有叫小时工阿姨帮做饭的需求，但大部分小时工做饭水准一般。我们就想能不能找一种新的方式来解决现代人‘吃饭愁’的问题，于是就想到了厨师上门服务。”爱大厨联合创始人兼市场总监侯鹏飞告诉记者。

 

　　开创新模式的路并不好走，尤其在前期。因为此前没有类似的公司，对于侯鹏飞等创业者来说，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

 

　　“最开始就难在厨师招聘。”侯鹏飞回忆说，“最开始我们找大厨，要么靠朋友介绍，要么靠在餐厅门口蹲点，等到厨师下班后攀谈，还有被怀疑是骗子。后来，随着订单量不断增多，口碑渐渐好了，再加上开通了各种招聘渠道，厨师也就逐渐累积起来了。”

 

　　如今，爱大厨已经拥有了一大批专业的厨师队伍，除日常上门服务外，还开拓了私人定制的家宴、茶歇等业务，根据季节变化提供时令性的特色服务，还上线了针对企业的服务。

 

　　“爱大厨最具创新性的地方就是，将厨师这种资源用另外一种方式利用了起来。厨师从酒店后厨走出来，直接到用户家中提供服务，用户足不出户就能吃到高品质的菜，方便、实惠又安全。”侯鹏飞说。

 

　　像爱大厨这样的创新性创业公司在今天的中国正蓬勃发展着。

 

　　今年3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一份《“十二五”全国企业发展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从2010年底到2015年底，中国的私营企业由845.52万户增长到1908.23万户。五年中，新注册的创业企业超过1000万家。

 

　　“当下中国，创新最活跃的公司就集中在移动互联网领域。”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MR）董事总经理雷小山对记者说。

 

　　雷小山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美国来到中国，2003年在中国定居，2005年创办了中国市场研究集团，观察中国市场正在出现的变化，为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世界企业提供战略咨询服务。

 

　　今年，基于5万份消费者调查报告和多位商界人物的访谈，雷小山撰写了《山寨中国的终结》一书。在书中，他乐观地认为，中国已经从“山寨阶段”过渡到了“为中国创新”的阶段，并将迈向“为全球创新”的更高阶段。

 

　　谁不爱“低垂的果实”？

 

　　在进入这个“创新阶段”之前，中国经历的是一段漫长的山寨时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与创新相比，企业更‘聪明’的做法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大批量地生产廉价商品，比如鞋、T恤衫等。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房地产业开始飞涨。相比于建立一个品牌或者做研发，盖房子显然更容易赚钱。”雷小山说。

 

　　雷小山介绍说，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众多初试啼音的初创公司中，比如搜狐、新浪和分众传媒，没有一家是以特别有创新力而著称的。“他们模仿西方公司的商业模式，然后包装一下推给中国消费者，通过扩大规模和市场份额来积聚财富。试图创新的想法反而对融资的消极作用更大，因为创新可能会带来风险。”

 

　　雷小山笑称，那时候，只要硅谷的一个科技初创企业获得了投资，几百个山寨它的中国企业就会在几个小时内成立，这已经成了圈内的一个段子。

 

　　“在当时中国那个尚未成熟而又迅速发展的市场中，坐享其成的机会太多了，‘低垂的果实’还有大把可摘。如果有足够多汁水丰盈的苹果挂在你面前，又何必为难自己爬上更高的枝头呢？”雷小山反问道。

 

　　2012年，美国纽约长岛大学波斯特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帕诺斯·穆都库塔斯在《福布斯》杂志上撰文称，中国缺乏创新是由于中国文化先天缺乏创新能力，中国人“儒家的顺从性”阻碍了创新，妨碍了自由的思想。在穆都库塔斯看来，中国永远都不能成为创新的温床。

 

　　对此，雷小山并不同意。在他看来，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缺乏创新，是外部环境造成的。而现在，这种环境正在剧烈地改变着。

 

　　创新势能正在积聚

 

　　对这种改变，LKK洛可可创新设计集团（以下简称洛可可）总裁李毅超有着切身的体会。

 

　　2010年，洛可可要在深圳开办第一家子公司，李毅超是开路先锋。但到深圳了解情况后，李毅超的第一感觉却是“在这里没办法开一家设计公司”。

 

　　“2010年，伴随着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正是中国山寨的顶峰。当时在深圳注册和能查到的设计公司就有1.3万家，其中大部分以模仿、山寨为主。”李毅超说，“在这种情况下，洛可可坚决主张原创、不做山寨，在当时可谓是破釜沉舟。”

 

　　“但如今，在深圳，那1万多家做山寨的公司已经土崩瓦解，只剩下四百多家。这四百多家公司的年产值大概比原来增长了100倍。洛可可从2004年只租了一个办公座位的公司，成为了分布在十多个城市、拥有800多名设计师的国内最大的创新设计公司。创新所带来的市场激活和产业价值正在逐渐显现出来。”李毅超说。

 

　　“十年前，中国的经济体量还很小，对大多数企业来说，中国还是个可有可无的市场，但今时不同往日，中国已经是跨国公司必须赢得阵地的关键市场。”雷小山说。

 

　　竞争意味着改变。

 

　　“中国公司不再简单地山寨美国和欧洲的商业模式。他们仍然在摘取唾手可得的果实，但更注重创新。”雷小山说，同时，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这一点得到了李毅超的认同。“在过去，产品解决的是功能问题，人们需要低成本、大批量、规模化的商品生产。但现在，人们对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视野越来越宽，互联网使得信息获取越来越容易，以往仅靠资源垄断、独特的海外贸易渠道或者信息不对称生存的企业受到致命打击，高技术、高智力水平、先进生产制造和商业模式的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机会。中国消费者需要的不再只是功能型产品，而是新的体验。他们有基于产品之上的社交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受到尊重的需求等等。需求不再同质化，让一些国产小众品牌迅速崛起，比如小牛电动车、唱吧App等。这给了中国企业创新的沃土。”李毅超说。

 

　　在李毅超看来，现在国内的创新性企业还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拿洛可可来说，我们每年能接到客户订单和需求1.2万~1.3万个，但我们每年最多能完成1300个，只是需求的十分之一。现在，像洛可可这样规模的公司在中国还非常少，中国创新发展拥有巨大的空间。再加上，创新企业的不断发展、创新人才的连续储备，中国创新积聚的势能是非常大的，未来可能会排山倒海似的到来。”

 

　　创新之路还需继续开辟

 

　　中国创新的前景看好，但也不是没有疑虑。比如，为何中国消费者还是乐于去邻国日本抢购电饭煲和马桶盖？

 

　　对此，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旭东解释说，除了部分中国企业的产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外，这还与“后来者劣势”有关。“对有些领域的产品，中国老百姓还是不太相信国产品牌。其实，很多中国企业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也能生产高质量产品，比如很多人从日本买到的马桶盖就是中国生产的。这种‘后来者劣势’确实也是中国创新的一个阻碍。”

 

　　而在雷小山看来，要想进一步推动中国创新，还必须改革中国的教育系统，从幼儿园到大学。“当今中国创新的最大阻碍之一就是缺乏优质人才，问题的源头在于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和应付考试的教育体系。”雷小山说，“除此之外，还有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乏，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惩罚还太轻。”

 

　　2015年，洛可可推出了55度杯，随即，各种山寨仿造产品大量出现。

 

　　“创新产品会遭到山寨仿造，这是个难解的课题，企业也很无奈。”李毅超说，“我们呼吁相关部门能出台更有力度的政策，来保护创新。但现在，创新者也不必过于担心被山寨的问题，因为大众对原始创新、对设计师的智力价值的尊重在不断提升，包括粉丝经济，都使得市场的方向是积极的。而且，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产品智能化发展，山寨只能仿造形式，仿造服务和内容的成本则太高。所以，我们也呼吁企业去做大产品创新，也就是带有附加服务价值和数据价值的产品创新，这样抵御山寨的能力会有所增强。”

 

　　高旭东担忧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即创新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哄而上。“是否需要创新、在多大程度上创新，需要每个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去做实事求是的判断，而不是一定要为了创新而创新，一定要与别人不一样。有些小企业更多时候是围绕大企业做配套服务，大企业进行创新，它作相应的改动就可以了，也就是所谓的渐进型创新。”高旭东说道，“创新有其自身规律，有些领域需要快速创新，有些重大核心技术领域则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过于看重短期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在这样的领域，就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创新的激励。对于创新，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