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上海何时能再现互联网王者

 

　　上海为何不出马云？上海为何没有BAT？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每隔几年就有一次，最近的背景则是上海要“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说，上海发展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要跻身全球重要的创新城市之列，就要用“互联网+”思维推进政府管理模式创新、职能转变，放宽“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市场准入管制，“说到底，开放就有活力，放开就是支持”。

 

　　如果说2007年底、2008年初，围绕俞正声提出的“上海为何不出马云”的讨论，主要是思考上海如何创造出更适宜创业、更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那么今天研讨“上海为何没有BAT”，正如韩正去年4月在上海市委举行常委学习会、听取马化腾所做报告时所言，是因为“科创中心”的建设与“互联网+”紧密相连，“互联网+”代表着未来全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形态变化的趋势，我们的已知部分远远小于未知，必须立足这样的大背景，研究谋划和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陈天桥和上海互联网

 

　　从俞正声提出“上海为何不出马云”起，一直也有些不同看法，比如认为上海有自身的资源禀赋特点，更适于大公司和总部经济发展，不是什么企业都需要的，草根创业企业也未必适合。当时有人说，阿里巴巴那点收入有什么了不起（注：2007年阿里巴巴的净利润为9.68亿元人民币，今天阿里巴巴一年的利润有两三百亿元了）。还有人说，纽约不是硅谷，上海像纽约不像硅谷，方向不一样。

 

　　而在上海以外，提到上海的互联网，你又常常会看到类似这样的标题——“深度解析上海互联网产业为何沉沦”。

 

　　其实上海是有过中国“互联网王者”的，就是陈天桥和他的盛大网络（SNDA.NASDAQ）。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陈天桥了。最后一次见，是和牛文文一起，记得牛文文对陈天桥说：“柳传志、张瑞敏他们之后，谁能执中国企业家之牛耳？可能是三个浙江人的较量，你，郭广昌，马云。”当时陈天桥是走在最前面的，他那种纵横捭阖的气场和强大无比的逻辑整合能力，能让所有“异见者”不得不被其征服。陈天桥的想象力是非凡的，很早就有“网络迪士尼”和“盛大盒子”的构思；陈天桥的勇气是非凡的，2005年盛大股价达到高峰时竟然宣布游戏免费，将整个网游商业模式从根本上颠覆。当其时，陈天桥坐拥巨大市值和现金储备所要权衡的问题是：新浪还是腾讯，收购哪一个？

 

　　此后上海再无陈天桥式的强悍人物，所以上海再无“互联网王者”。根据2015年7月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和工信部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排行榜，前十名中上海只有一家公司，即排在第9位的携程（CTRP.NASDAQ），若以已上市互联网公司市值计算，目前携程排第六，在BAT、京东、网易之后。

 

　　上海互联网得与失

 

　　客观地说，我并不认为上海的互联网发展，从整体上说就一定不如北京、深圳、杭州。

 

　　从上世纪末发端开始，上海先后有四波互联网热潮，第一波涌现出携程、易趣、前程无忧、盛大、榕树下、九城、亿唐等，第二波涌现出巨人网络、土豆网、百姓网、大众点评、篱笆网、博客大巴、世纪佳缘等，第三波涌现出易迅、新蛋、一号店、麦考林、安居客等，第四波涌现出饿了么、沪江网、喜马拉雅FM、B站等。但这只是一种常规概括，事实上，在服务领域上海的互联网公司非常强大，比如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陆金所、汇付天下、快钱、点融、麦子金服，金融信息服务领域的万得、东方财富(36.870, -0.11, -0.30%)网、大智慧(8.920, 0.06, 0.68%)，细分服务领域的汉得信息(13.100, -0.33, -2.46%)、我的钢铁网。上海还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相对低调的互联网公司，比如网游、娱乐和专业服务（如周忻已给纽交所带去了易居中国、中房信、乐居、钜派控股4家上市公司），以及很多和互联网产业相关联的投资基金（像云峰基金、经纬、嘉御基金）与中介服务机构，市场份额很大。虽然上海不少公司被别人“合并”了，比如大众点评被美团合并，土豆被优酷合并，但谁能说，合并者选择被合并一定是错？

 

　　上海的互联网公司确实缺乏单个的“大家伙”，但不等于上海没有互联网的“大天下”。上海的互联网公司咋咋呼呼的少，扎堆取暖的少，但实实在在、埋头做事、服务精细的，可以说一批一批，代代不停。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开创了顾客服务标准化的携程，携程依靠强大的技术建立了一整套现代化服务系统。梁建章曾告诉我，他在创办携程不久就采取了“将服务过程分割成多环节”的办法，即用细化的指标控制不同环节，并建立相应的测评体系。携程是将制造业的质量管理方法“6西格玛法”运用于互联网服务业的第一家。

 

　　但是，由于上海缺乏互联网王者这样的标志性公司和人物，可谓“少一俊”，所以往往成为被反思的对象，似乎上海互联网就比北京、深圳、杭州矮一头，这显然很不客观。但从自我批评以图未来的角度，对上海互联网环境的反思和批评又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以下观点：

 

　　上海互联网缺乏领导性企业，对行业引领性和生态建设都不力；

 

　　上海互联网从业人员的数量和北京相比差距很大，找到团队要花更大力气；

 

　　上海互联网人喜欢算投资回报率，不习惯“大赌”和先亏后赚，所以难以长期坚持，熬不下去就会卖掉公司。在“离钱近”的行业如游戏和互联网金融，在很容易找到商业模式的地方如线下服务的线上化，上海都很强，但一时看不清模式的地方，上海的互联网公司就会退缩；

 

　　上海人喜欢进世界500强，而创业是有风险的事，不被大多数人接受；

 

　　上海人更注重生活品质，大部分人平均工作的时间比北京、深圳的人要短；

 

　　上海人喜欢权衡和瞻前顾后，北京海淀创业大街有人吼一嗓子说创业，马上有人辞职跟进，上海这边则要反复盘算，决策很慢；

 

　　上海互联网创业缺少扎堆聚集的氛围，北京、深圳的互联网人你来我往很频繁，晚上下班就呼朋唤友去聚，上海人下班则赶快各回各家，外来创业者感觉很孤独；

 

　　在引进人才方面，深圳有句话叫“来了就是深圳人”，上海在引进人才的实质性问题如子女就学、落户、高管退税等方面稍逊一筹；

 

　　上海商务成本相对偏高，对初创企业不利，北京有很贵的地方也有便宜的地方，有很便宜的生存方式；

 

　　北京创业者身上大都带着疯狂和理想，招人谈创业情怀也很容易打动对方，而上海招人，对方最关心的是薪资保障，最后可能还会来一句家长不同意；

 

　　上海缺乏科技圈里的话语权和媒体影响力；

 

　　北京的北大、清华都在中关村(8.31, 0.06, 0.73%)一带，处于闹市，产学沟通方便；上海的情况是，偏文的复旦在市区，偏理工的上海交大的本科在“闵大荒”，不利于大学生创业；

 

　　上海是金融中心，但不是VC聚集之地……

 

 

　　1993年，中国第一条海底国际光缆从上海登陆，这是中国和互联网世界产生关联的开始。近代以来，上海就是领风气之先的地方。没有理由在互联网这样的新领域只能当第二梯队。

 

　　如何营造良好的互联网创新创业环境，从政府层面看上海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自1989年起上海就建立了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一年一度从未间断，如果能建立互联网领域的政府咨询会议，并将和业界的沟通常态化、机制化，就能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在我看来，上海无疑是中国管理最规范、市民秩序化程度最高的大都会，它能够成功地把它认为是“土”的东西变成“洋”的东西，“乱”的东西变成“治”的东西，“杂”的东西变成“序”的东西。上海不愧是中国和世界的商业文明相会的最佳窗口。

 

　　但在另一面，上海可能也是这样的一座城市：能把气魄变成气质，把情怀变成情愫，把雄心变成心思，把极致变成精致，把热情变成温情，把肆意幻想变成有轨想象，把敢于自嘲变成善于自赏，把朋友日日扎堆变成家人天天牵手，把强烈的自我变成从众的自我，把创造一种全新标准变成接受一种既有评价，把草莽粗犷变成不再轻狂，把立意高远变成不好高骛远，把混乱的活力变成不乱的秩序，把T恤加牛仔裤变成领结加西裤，把不切实际的凌空飞步变成井井有条的一步一步，把冒险家的乐园变成迪士尼的乐园，把无边界的探索变成有边界的正途，把改变世界变成改善世界，把“事业本身就是生活”变成“事业就是为了更好生活”……

 

　　在上海卓有成效的管理和海派文化的熏陶下，随着很多杂质被筛掉，很多可能性也被终结了。对成功了的马云、马化腾，上海会给他们足够的礼遇，但对创业初期默默无闻的马云、马化腾，这座眼睛永远向上的城市，可能会忽略他们的存在。让草根中产化、“中产”稳定化和优越化，上海仿佛是一座超级神奇的炼丹炉，炼出精致的秩序，也炼出平稳的思维，它如此正确，但终归少了一些什么。上海呼唤“互联网王者”，但真的能接受“大话乱说”、“衣服乱穿”的杭州师范学院毕业生马云吗？真的能接受敢于颠覆既有市场的程维和“如果生活是苦逼的，至少梦想是牛逼的”这样的滴滴打车广告语吗？

 

　　想来想去，最适合上海的可能还是梁建章，天才又实干，穿着还有品位，但是不爱说话。

 

　　我无意对上海互联网的领军者和新领军者做出褒贬评判，我只是觉得，假如上海还是希望这块土地上出现BAT一类的王者，至少上海有一批人还要努力去尝试，那么我们不妨从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中汲取一些力量吧——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