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岁选择再出发

        从S到M的进阶

 

       去柯尼卡美能达面试的时候，当时的主管看过袁晓的简历之后摇摇头，准备直接叫下一位。但是，袁晓很机智地直接用日语跟面试官进行对话，他就这样留下来了。这与他去前一家公司面试的经历几乎一样。

 

       日资企业的升迁有一套严格的流程，一个员工从入职起要经过从S到M九个阶段才能成为管理层，这大概需要花10年的时间。企业采用终生聘用制，只要不违法犯罪，员工不主动离职，哪怕做得再差，公司不会主动让你离职。

 

       袁晓当时负责的是采购，有一件事让他记忆深刻——当他发现竞争对手佳能也是自己公司的零部件供应商后，他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日本同事告诉他，这种情况在日本非常常见。在台湾的一次考察中，他曾经向一家优秀的企业给同行业另一家企业做供应，但遭到拒绝。这两件事形成的对比，对他的思想有了极大的冲击。

 

       2008年3月，袁晓以普通员工的身份被派往日本，在这之前，他向自己的上级口头表达过想辞职，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太细了，将来不好找工作。正在磨蹭之际，公司派他去日本工作，袁晓接受了。

 

       去日本之前，袁晓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了之后才发现与他当初设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事实上，没有人会教你。”袁晓说。

 

       在这期间，袁晓接待了一家来自中国的供应商访问团队，他们是塑胶零部件供应商。当时领队的主管说，希望能到日本的工厂看看，而日本的主管则说，我们的工厂在东莞石龙镇。而中国来的访问团队，本就是东莞工厂的供应商。

 

       一家日资企业，工厂却在中国，日本公司只负责设计和研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人就把工厂迁往中国，日本总部原本有1万多员工，2009年只有5000多了。

 

       2010年4月，袁晓回到深圳，升为主管，2014年，袁晓升为采购副总经理，有了自己的房子。

 

        然而，这4年里，事情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44岁时的第二次“出走”

 

        2013年，日本管理层决定撤走深圳布吉一家五六千人的工厂，迁往马来西亚。与此同时，袁晓所在的部门开始分流，高级经理走了，这时候袁晓已经在考虑离职，但是他被说服了。到2014年，整个部门被撤，袁晓申请去越南被拒绝。

 

       “中国的工厂迟早要搬走的，这种恐慌对做到高层的我们无处不在。”袁晓说。2014年，公司在东莞、无锡的工厂大幅裁员，把生产的重心放在马来西亚，目标是建成一座能容纳1万人就业的工厂。

 

       从那时开始，价格优势在国内的市场上已经越来越弱了，公司大幅缩小在中国的工厂规模，采购部门最先受到这种移动趋势的冲击。这时，管理层会希望袁晓这样的高管主动提出离职，因为他们都拿着高工资，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40岁、50岁是一道坎，这个年龄在外企没有做到最高位置，基本就没有机会了。”袁晓说。2015年1月，袁晓正式辞职，从工作了10年的公司离开。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变化，而对于整个复印打印行业来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波澜。

 

       在袁晓看来，整个10年里，这个行业其实没有跨时代的变革，所有的创新都是在考虑如何更有效地降低成本，比如：在更短的时间内打印与原来相同数量的纸张。

 

       袁晓走的时候，部门的大部分中国员工都听从安排去了其他部门，或者分流到更低的职位——人们似乎已经无法做出选择。

 

       在这家企业工作的大部分收入，袁晓都汇给了前妻和儿子，他自己只留很少一部分。他说，他小时候没有得到父亲的爱，现在他想把全部的爱给儿子，他用工作的钱支付儿子去上贵族学校，几乎答应儿子所有的要求。“儿子明年高考，我竭尽所有能力给他最好的。”袁晓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袁晓是对的，儿子很叛逆，他不忍心去教训他。袁晓一直很恨父亲当初对他的严苛，一直到今天，年迈的父母一直希望他回宜昌，但是他非常明确地拒绝了——这似乎是命运的连接。

 

       袁晓没有再婚，这跟他在日本的经历有关，在日本两年的时间里，他发现日本人都是各过各的，他们也挺好。他说，想结婚的人都已经结婚了，没结婚，是因为，其他的需求在婚姻的需求之上。

       “创业之后，才体会到真正为一件事付出是什么感觉。”

 

       4个月后，袁晓卖了房子，选择了创业——做一款运动功能性饮料。今年1月，在上海，袁晓认识了现在的合伙人吴连华，当时吴正在找项目，两人一拍即合。

 

       袁晓是跑步爱好者，吴连华也是，他们一致认为，运动人群是一片很有潜力的市场。基于袁晓做过与化学相关的工作以及在日企供应链上的管理经验，吴连华选择与他一起合作。

 

       在日本的时候，袁晓曾经参加过青梅县的30公里长跑比赛，名字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他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回国之后第二年，袁晓参加了当年的广州马拉松。现在，袁晓把跑步与自己的事业结合在一起，他对他现在做的事笃信不疑，半年以来，他几乎没有周末。

 

       袁晓很感激在日企的那10年。“日本人把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教给了中国员工，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些积累袁晓又用在现在的公司管理中。

 

      在日本时，公司只有袁晓一个中国人，彼此之间很礼貌，不会抱团，除了同事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交际，最多就是节日的时候寄一张贺卡问候一下。“那时没想过快不快乐，只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要赚钱给孩子。”袁晓说。创业之后，才体会到真正为一件事付出是什么感觉。此时，袁晓已人到中年。

 

       袁晓看起来是一个寡淡的人，穿简单的运动上衣，棉布长裤，身形瘦削，脸上棱角分明，跟人说话带着不容亲近的礼貌。

 

       袁晓经常被误认为是日本人，他也接受了，他经常回忆起在日本的时光，想起他曾经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从东京搭高铁去丰川，中间倒了5趟车，一个人一路靠窗欣赏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