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增选凸显“学术驱动”新机制

 

　　与往年相比，今年院士增选的最大亮点在于非学术因素干扰减少，行政干预的可能性降低，让多年来院士制度改革一直探索的目标终于成为现实。院士制度改革，不仅是为了“让权力与学术各归其位”，更在于使院士群体的组成结构更加适应当下创新驱动发展的大局，契合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去年6月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修订稿，对院士遴选渠道进行改革完善；中国工程院也通过了《中国工程院章程》修订案，彻底关闭院士遴选的“行政渠道”。为此，今年院士增选对3大环节进行了改革。例如，在推荐环节，只有院士推荐和有关学术团体推荐两种渠道，取消了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区市和有关大型企业等“归口遴选部门”的提名途径；在候选人身份上，此次增选明确“谢绝”了处级以上官员、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增加了“终选”机制，新当选院士由具有投票权的全体院士投票产生，考查候选人在更广学术范围内的认可度。

 

　　“学术驱动”还体现在高校新当选院士在此次新晋院士中的比例增加。今年，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中有54.1%来自高校，相较于上次增选上升了5%左右；中国工程院新增院士中有48.6%来自高等院校，相较于上次增选上升了7%左右。来自高校的新科院士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权力让位于学术和赋予创新更大空间的改革方向。

 

　　今年院士增选的第三大亮点在于，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企业等一线科技创新领域的科研实力逐渐加强，来自企业和基层一线的工程科技专家人数明显增多。与此同时，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激光增材制造、大数据和下一代互联网等领域均有新增院士。这说明院士组成的结构也在不断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

 

　　回顾院士制度改革，不难发现“回归学术”“领域多元”“契合国家战略、社会需求”的路径日益清晰。而改革所产生的涟漪、释放的动能也必将在不远的将来显出实效，在学术科研和更广泛的创新创业层面结出果实。